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一 辛亥革命催生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④。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⑤。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⑥。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⑦。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⑧。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⑨。 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⑩，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11)。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12)。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13)。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