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2-0086-10 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东亚①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令无数西方殖民国家趋之若鹜，而鸦片亦以缓和剂、消费品、毒品等不同面目出现，和西方殖民政权高度结合，参与国际间的资本运作和积累，甚至形成“一种在地方与国家之间转移财富和权力的机制”②。在所有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国家中，英国由于垄断印度鸦片，是对华鸦片输出的始作俑者和东亚鸦片贸易的掌舵人，所以在鸦片贸易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历史研究中，英国往往成为国内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反对于法国，史学界一般认为它在对华贸易方面落后于英国，主要是通过“扩大文化侵略特权”③来保证其殖民话语权，因此对法国如何参与东亚毒品贸易或未予以重视，或语焉不详。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各次国际禁烟会议上，法国的身影频频出现，巨籁达(Radar)代表团还在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大会上提出过修正案，要求推延全面禁烟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法国在东亚毒品贸易中占有不菲份额。除此之外，法国常被指控利用广州湾(即现今的广东湛江)进行鸦片走私，“走私、贩毒、娼妓、赌博和土匪，构成五大祸害”，“赤坎埠走私进口物品中，‘洋药’为大宗”⑤。但至于法国如何通过广州湾运作毒品走私，参与瓜分东亚毒品贸易的利润，由于走私行为具有隐蔽性，令学界难以循迹研究，所以至今未有专文论述。这也是当前中国租界史研究的一处空白。为此，本文借助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政府档案和出版物，参考相关研究资料，论述法国把广州湾定位为自由港的真实意图，进而分析鸦片专控方式的变化对于鸦片走私的影响，希望由此窥见法国在东亚经营鸦片的一斑；此外，本文也试图通过广州湾毒品走私经济的形成来说明鸦片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从“停船趸煤之所”到有名无实的“自由港” 1898年，法国以海军部需要一处“停船趸煤之所”(实为军港)为由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中法广州湾租约》签订之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P.Doumer)于1900年2月3日至4日视察白雅特(即今广东湛江霞山区)，继续鼓噪军港论。此外，他还提议建设“一个前景光明的贸易港口”⑥。但事实上，从当时国际殖民力量的对比、法国选择广州湾的原因和租借地的自身条件来看，不论是军港计划还是自由港计划，都是难以付诸实现的。 早在1896年，法国海军军官布戴(Boutet)已对广州湾的水文做过详细勘察，指出港湾主海道的入口处有一道沙坝，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宜建设军港，“海军避风港和补给港不能修建于此，因为大部分战船将无法驶入港内”⑦。法国远东舰队觊觎海南榆林或山东芝罘⑧等更具战略价值的地点。不巧的是，此时西方列强在非洲上尼罗河地区的殖民利益发生冲突，英法关系陷入了低谷⑨。阿诺托(Hanotaux)主导的法国外交部无暇东顾，为了专心应付非洲殖民事务，仓促决定租借广州湾。法国保守共和派报刊《小报》报道此事后，指出“广州湾的价值多体现于道德，而非实用”⑩，而法国海军在租约签订之后也迅速撤离，让杜美负责租借地的后续事宜。 杜美是法国殖民地部在东亚的代表。他确实垂涎于广州湾，不仅从财政上大力支持海军部的占领行动，而且力主将广州湾纳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广州湾归根结底只是他实现入侵中国西南和在华南扩张势力范围计划中的一个棋子，军港一说也仅是他虚张声势向清政府在云南攫取更多利益的幌子。此外，1898年夏，法国梅林内阁倒台，新任外交部长德尔卡塞(Delcassé)主张顺应经济自由主义潮流，在东亚事务上向英国让步，紧急修复法英关系，拉拢英国一起抑制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新外交方略具有明显的弃远东保近欧倾向，也不利于杜美推进拳头政策。德尔卡塞还任命方苏雅(A.
)为昆明总领事，“制约杜美先生”(11)。最后杜美被召回国，军港计划更无从谈起。 如此一来，建设自由港应该是法国管治广州湾的最佳选择。一方面，英国租借地香港和德国租借地青岛都适用自由港制度，虽然具体方案有所差异，但均取得了成功，法国政府认为可以进行借鉴；另一方面，此举可望发展环北部湾经济圈，“把东京湾变成法国的内湖”(12)，与香港进行贸易竞赛，符合提倡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进行竞争的新外交方略。但是法国人进入广州湾之后，方觉察到先前“忽略了对租约最基本的安全条款和经济发展条款进行评估”(13)。自由港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当地具备良好的贸易体制和商贸环境，能预期建设法治社会，并能和清政府粤海关达成相关协议。然而广州湾族群成分复杂，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盗匪成风，早已声名狼藉；地方以小农经济为主，无拳头产业，商业不兴，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工商业联系也非常薄弱，毫无互补性可言。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民政官员、广州湾总公使加斯东·卡亚尔(G.Caillard)曾写道：“广州湾处于中国海难以航行的区域……地质条件难以令人动心……经济价值丝毫不可与印度支那同日而语……既不合适移民又不适宜开发。”(14)在种种不足中，最致命的是法国海军早对广州湾不抱希望，勘界工作在海军准将高礼睿(Courrejolles)的主持下草草了事，边界问题的许多细节没有得到落实。档案显示，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广州湾法当局还与民国政府在遂溪县属福建村一带的地界问题上发生过龃龉(15)。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港范围的大小以及如何在边境构筑有效的缉私防线，对经广州湾出入中国内地的各种商品实施监控成为了摆在广州湾法当局和粤海关面前的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