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5)02-0001-10 作为晚清时期北方重要的贸易口岸，烟台一度曾经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长期以来烟台的贸易地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①，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口岸贸易的研究资料，利用比较多的是海关统计资料和地方志，但是相对来讲这些资料比较粗疏，涉及烟台内外贸易的实证史料并不详细。近代时期，日本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对中国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这些调查资料中涉及烟台的部分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即是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汇编的《通商汇纂》中有关驻烟领事报告为依据，考察烟台当时的贸易情况，并兼与海关税务司的贸易统计作比较。 一、日本领事1908年年报的基本情况 日本从幕末时期开始向海外派遣领事。从明治五年(1872)向上海派出首位驻华领事开始以后，又陆续向其他口岸派出领事。[1]5领事负责将海外的经济情况不定时地向外务省汇报。外务省通商局将明治时期的报告按不同时期并以不同名目将其编纂为《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钞存通商报告》《通商汇纂》。日本不二出版会社从1988年开始影印出版，到1997年5月出齐，以上资料总称为《通商汇纂》，时间跨度从1882年(明治十五年)到1913年(大正二年)。对于这些领事报告的史料价值，日本国内和中国学界已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②。 从《通商汇编》到《通商汇纂》，不仅在内容上也来越丰富，而且在编纂体制和内容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发行体制上，最初为月刊，1895年5月开始每月2号，后增至每月4-6号，还不时辅以“附录”“临时增刊”等形式发行。1903年发行的《通商汇纂》确定了每月6号定期刊物、一年6期“临时增刊”的出版体制。其中涉及到中国部分的领事报告的数量最多。而且栏目越来越丰富，后来又增加了关税、移民、电报、时报、特报、企业、林业、畜牧、财政与经济、巡回报告、居留地与居留民、移民及劳动、各地事情、卫生及检疫、博览会及各种会议、海外贸易商介绍等栏目。[2]71-78报告内容的不断深化、报告领域不断拓展。《通商汇纂》于1913年3月22日的大正2年第17号后停用此名称，代之以《通商公报》。 《通商汇纂》的体例在比较完备和稳定后，每一个年度共有72号报告左右，即每月发行6期(三日、八日、十三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本文考察有关烟台的内容取自《通商汇纂》118-130卷(明治四十一年卷)，而1908年的年度报告《芝罘四十一年贸易年报》则是以定期增刊的方式刊登于《通商汇纂》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发行的139卷57号(明治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发行)和140卷第60号(四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发行)③，由当时日本驻烟台领事事务代理、书记生川口鹤之助报告，接到报告的时间是在1909年9月。领事报告是以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故这份报告标识为《芝罘四十一年贸易年报》，四十一年是指明治四十一年，即公历1908年。年报分为概况、四十一年商况及进出口之比较、外国贸易、国内贸易、戎克船及内河航运章程下的内河贸易、金银及铜货的进出口、船舶、旅客进出、税关收入、在烟台的日本居留民等十部分。 在概况部分，报告引用芝罘新关④统计，1908年烟台口岸贸易额为3485万余两，其中进口2371万余两，出口1113万余两。相较1907年，进口增加了122万余两，出口增加了41万余两。但是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的3800余万两至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间的4400余万两的贸易额相比，已经相去甚远。再据旧关的统计，帆船(也称戎克船)的进口额为699万余两，出口额165万余两，合计864万余两。再加上根据内河航运章程运行的汽船的99.5万余两，本年内烟台口岸的总进出口额为4443万余两。1908年新关入超670万余两，较前年的720万余两减少了50万两，而新关每年的入超额在600万两左右⑤。戎克船(外国船除外)今年的入超额有527万余两，内河汽船的入超额为43万余两，总入超额为1244万余两，此大大超过陆上贸易额。[3]292 可以看出，烟台是一个消费型的口岸，洋货进口远远大于土货出口。如此巨额的外贸逆差幸得外出苦力寄回的巨额资金才得以弥补⑥。自中国东北开发以后，山东成为其所需劳力的主要输出地。俄国开发东西伯利亚也吸引了大批关内剩余劳动力前往。“苦力约占普通旅客的九成以上，从清国旅客出入统计表可以看出，平日劳力往返的情况很少”。海关的手续费和往返的路费成为这些苦力回乡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往往选择多年返乡一次或者定居。但即使每年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返乡者也会带回一大笔现金回山东，这成为平衡通货的重要渠道。“去年清国的旅客出入总数为32万多人，明治三十六年以来，出入总数三十七、八万人，其中九成为苦力，去年回国的人数15万，若每人平均携带50元回来，这笔储蓄金即可达到750万元，然从实际来看，实际数字要比这个多”。[3]293这些苦力以汇兑的方式把钱寄回家乡，随之兴起的就是在山东与东北乃至俄属西伯利亚之间的汇兑业务。 1908年是清末新政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一年，清政府在这几年中推行的保商、励商政策渐见成效，政治层面尚属稳定，但是开放的程度越大，对外贸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对外贸易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汇率的问题。在出口货物中，四十一年上半年除了两三项外，其余一般都不太景气”。日本领事认为当时影响烟台贸易的最大因素是汇率问题，所以在报告中给以密切关注。作为烟台主要的出口商品，豆类、豆制品、野蚕丝的出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年度出口总额。“豆油在三月份交易状况相当不错，豆粕的销路也很畅旺，但是到四月份就逐渐呈不景气状态了。粉丝在四五月份的销路最为活跃，出口量较大。柞蚕丝跟随美国及日本的丝交易景况，尽管在汇率上有利，直至四月末几乎是交易全无。到了五月，上海方面出现来自美国的大额订单，受此影响，当地柞蚕业者接到了该大额订单的期货约定，愁眉为之稍展，然以一般景气而言仍不足道，面向我国(日本)的出口亦极为不振。绢绸的情况受柞蚕丝不景气的牵连，商况沉静，行情常处于低值。至五月末，当地二三家洋行发下输往欧洲的大额订单，多少恢复些景气”。[3]2951908年是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一年，受欧美市场的影响，烟台的出口贸易也表现不佳，恰恰说明烟台已经比较深地卷入世界市场的时代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