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5.03.008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5)03-0055-08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使得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关心”这个概念也逐渐成为环境社会学领域的核心研究议题。在对环境关心这一概念如何进行定义和测量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邓拉普(Dunlap)和琼斯(Jones)在2002年对环境关心的定义进行了拓展和界定，认为环境关心是人们对与环境相关问题的认识，表达他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支持，并且个人愿意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的程度[1]。在对环境关心的测量方面，环境关心到底是单一维度还是多重维度，学界仍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更多的研究者是将环境关心看作是人们的环境价值观，邓拉普(Dunlap)和凡列尔(Van Liere)在2000年提出了环境社会学范式转移，即人们的价值观从人类豁免主义转移到新生态主义，并提出新生态范式量表[2]425，对环境关心这一核心概念的争议使得测量环境关心的模型日益复杂化。 对环境关心的研究除了对其测量维度的探讨外，有关环境关心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也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其中，年龄变量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青年人是一个国家环境保护的主力军，青年人环境关心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环境治理、环境污染治理的水平[3]。因而，在全球呈现气候变暖、各地区雾霾天气持续、水污染日益严重等环境问题凸显的大背景下，研究青年人的环境关心，能够对提高青年人的环境关心和鼓励他们为保护地区环境乃至全球环境做贡献提供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环境关心的研究回溯 关于环境关心的探讨，以往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关心测量维度的研究；二是对环境关心个人层次的社会、人口及经济特征的差异进行分析。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环境关心的测量模型以及青年人的环境关心，因而将文献回顾的重点放在环境关心的测量方面，以及对年龄变量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的研究上。 在对环境关心测量维度的探讨方面，最早关于环境关心的研究由于受统计分析方法的局限，研究者往往把环境关心当作单一维度的指标[4]38。随着对环境关心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研究者将环境关心看作是人们的环境价值观，邓拉普(Dunlap)和凡列尔(Van Liere)在2000年提出了新生态范式量表(以下简称NEP量表)用来测量环境关心[2]426。一些中国学者也尝试运用新生态范式量表测量环境关心，聂伟基于CGSS②2010环境模块的数据分析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时，运用NEP量表来测量因变量环境关心[5]。但洪大用指出，由于中国国情的原因，NEP量表中的有些项目存在着测量信度问题[6]。同时，随着学界对于人们的环境态度、日常环保行为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环境关心是多维度的。马荃特-派特(Marquart-Pyatt)认为环境关心应该由环境态度和环境友好行为构成[7]；卢春天和洪大用基于CGSS2003数据的分析，建构了环境关心的一阶模型，模型包括当地环境问题感知、全球环境问题感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以及新生态范式4个因子，且发现新生态范式因子和另外3个潜在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尤其与全球环境问题感知因子的相关系数较高[4]46，这表明NEP量表是测量环境关心的一个重要工具，也说明新生态范式更能反映公众对全球环境恶化的担忧。肖晨阳和邓拉普(Dunlap)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数据的对比研究，构建了环境关心的高阶验证性因子分析(CFA)[8]。它包括6个一阶因子，即新生态范式量表、环境友好行为、环保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感知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程度，通过6个一阶因子再构建出环境关心的二阶因子方程。 在对年龄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由于对环境关心的测量方法和选择的样本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往往缺乏一致性的结论。邓拉普(Dunlap)和凡列尔(Van Liere)早在1978年的研究表明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负相关，即年轻人比老年人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9]。弗兰森(Franzen)和梅尔(Meyer)基于对ISSP1993和2000数据的分析指出，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倒“U”型关系[10]。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逐渐关心环境(可能由于中年人更加关心公共事务，从而更加关心环境)，但当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关心环境问题。而王建明基于对中国城市家庭数据(CHIPS)的分析认为，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环境关心水平不断下降，达到一定阶段又会呈现上升趋势，其转折点大致在50周岁左右[11]。卢春天和洪大用通过对CGSS2003数据的分析得出，年龄对环境关心测量维度中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全球环境问题感知、新生态范式3个因子有显著的影响，且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保护环境，越呈现出一种新生态主义范式的世界观，但年龄与全球环境问题感知因子之间却呈负相关关系[4]48。国内也有学者专门对大学生群体的环境关心进行了研究，刘贤伟和吴建平认为女性大学生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且蒙古族大学生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大学生[12]。李亮和宋璐也认为女大学生的环境关心高于男大学生，并提出这是因为女性相比男性更支持社会性别平等，而社会性别意识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有更高的环境关心，但性别对环境关心并不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13]。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们环境关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对其中某一类国家人们的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对其环境关心的影响研究；且虽然关注年龄变量与环境关心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多是将老年人与青年人的环境关心进行对比研究，或是对大学生群体环境关心的社会、人口特征进行分析解释，缺少对国家间青年人环境关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单独研究。本文基于对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0环境模块数据的分析，通过建构环境关心的二阶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同时对全球11个国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青年人的环境关心进行比较，得出相关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鼓励青年人投身环境保护事业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