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共有350余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比2012年增长12.8%。同时,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346.9万对,比2012年增长1.8%[1],离婚率已经连续多年呈上升趋势,其中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每年的离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3.27万人,到2000年的6.36万人,再到2010年的9.34万人,2012年更是达到了10.57万人[2]。离婚率的攀升从某种程度上表征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但中国式婚姻的脆弱性亦折射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脆弱性。然而,近几年离婚率骤然攀升,婚姻稳定性背后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叶文振、徐安琪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婚姻质量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变量[3]。李晓霞认为,国家政策会对族际婚姻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4]。婚姻危机的产生源于夫妻双方一方社会和经济地位改变导致的交换不对等[5]。也有研究者发现,公共政策引发了假离婚和假结婚行为[6],出现了政策性离婚[7]。 中国目前存在的婚姻与家庭焦虑,不仅是社会急剧变迁的结果,也与当前我国推行的不当公共政策密切相关[8]。基于2000-201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增长率与同期结婚对数增长率、离婚人数增长率的比较(见图1),就总体趋势而言,离婚人数增长率高于户籍人口增长率,结婚对数增长率高于离婚人数增长率。但是,2010-2011年结婚对数增长率陡然升高,到2012年有所回落,而离婚人数增长率是直线上升,且延续到2013年。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新国五条”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而离婚人数增长率与结婚对数增长率的异常变动背后可能存在政策安排的影响,上海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终止等均会影响婚姻行为。可见,社会公共政策与家庭婚姻的稳定性息息相关,本课题试图分析社会公共政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图1 2000-201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登记结婚对数、离婚人数增长率 一、研究设计与调查方法 1.研究设计 为了深入了解公共政策对上海青年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本文根据性别分别设计了调查问卷《上海市青年结婚认知调查(男性)》和《上海市青年结婚认知调查(女性)》,调查对象是35岁以下的上海户籍青年结婚登记群体。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和公共政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通过户籍、房地产调控政策、拆迁政策、婚前财产公证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婚前检查政策、儿童福利政策、社区婚姻服务政策等,考量公共政策对上海青年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2.调查方法 根据上海市常住人口的分布情况,重点选取了浦东新区,中心城区的黄浦区、长宁区、普陀区,都市功能优化区的闵行区、宝山区,近郊区的嘉定区,以及远郊区奉贤区,共8个区的青年结婚登记群体。本调查从2014年7月30日开始,至2014年9月9日结束,共发放问卷924套,实际收回问卷924套,有效问卷922套,有效回收率99.78%。 二、门当户对:上海青年婚姻匹配特征 本文主要从年龄、学历、职业、经济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考量上海青年婚姻匹配特征,并从深层次探索其婚姻达成的内在规律。 1.年龄匹配:年龄差处于合理区域 本次调查中,男女年龄差在-7~12区间内,即男性比女性最大的大12岁、最小的小7岁,且普遍男性比女性年龄大(见图2)。由图2可知,男女同岁的有250对,占27.4%,男女年龄差在3岁以内的有756对,占82.8%,说明上海青年婚姻的年龄差处于合理区域。
图2 上海青年婚姻年龄差频率分布图 2.学历匹配:相差不大 调查数据显示,男女方皆为初中学历的有1对,占0.1%;男女方皆为高中学历的有28对,占3.2%;男女方皆为大专学历的有144对,占16.6%;男女方皆为大学学历的有268对,占30.8%;男女方皆为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有60对,占6.9%。由此可见,男女方学历完全匹配的达到501对,占57.7%,接近60%(见图3)。可见,上海青年婚姻群体中男女双方的学历较为匹配。
图3 上海青年婚姻学历差频率分布图 3.职业匹配:阶层内匹配为主 调查数据显示,双方职业皆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领导和干部53对;双方皆是企业高、中层管理者与私营企业主12对;双方皆是专业技术人员101对;双方皆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2对;双方皆是个体工商户3对;双方皆是商业、服务业人员82对;双方皆是产业工人6对;双方皆是自由职业者6对。职业完全匹配共有305对,占36.8%,说明青年婚姻双方的职业有一定跨度,职业对婚配的影响不是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