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包容性创新研究进展及推行的必要性 1.1 包容性创新研究进展 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创新理念则建立在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之上。Prahalad与Hart提出金字塔底层(Base of the Pyramid，BOP)战略，认为金字塔底层群体是指生活在贫困线下、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人群，这一群体内部蕴含着巨大商机，企业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满足其内在需求或利用其创新能力，不仅可以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还能提高穷人生活质量缓解和消除贫困[1-2]。George等于2012年提出包容性创新的概念，认为包容性创新是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而进行的创新，其本质是为了改善金字塔底层(BOP)群体的福利而创造和提供更多的机会[3]。OECD认为，包容性创新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诀窍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4]。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特定需求开展创新活动，使他们能够获得并享受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亲自参与、推动、实施具体的创新活动，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创造价值，这也被称为“草根创新”。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对包容性创新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邢小强把包容性创新定义为：企业等私营部门以可持续的方式为被现有经济社会体系排斥在外的BOP群体提供机会，来平等参与市场以提高收入、发展能力与扩大权利的新思想、新模式与新方法的开发与实现[5]。同时提出包容性创新系统的概念，认为包容性创新系统应至少包括以下基本内涵：①面向BOP地区与人群；②以企业、BOP群体或社区、政府与NGO作为创新的主要单元，平等地参与各种创新活动；③创新单元基于各自的资源能力并与其他单元进行多种形式的互动与学习从而实现创新功能[6]。吴晓波、姜雁斌从社会排斥角度提出了包容性创新推动包容性发展的三大理论促进机制即创新降低壁垒、提升能力以及制度变革。并进一步研究了包容性创新理论框架的构建，在限制方面的研究中，理论构建主要考虑在新的背景下，制度、能力、资源是如何对经济体获取机会、生产参与以及分享产生限制的；而在解决限制的研究中，主要考虑相关的创新如何能有效促进经济体获取资源、市场、信息以及融入网络等[7]。高霞对包容性创新的内涵演变、推行的必然性、新的研究进展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分析[8]。汤鹏主认为科技型小微企业具有技术和人力资本优势，同时又有小巧而灵活的特点，因此在包容性创新方面能够大有作为，并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实现路径及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9]。 1.2 中国开展包容性创新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具有低收入群体总量大、收入差距明显以及公共服务不均衡等现状，因此，在开展包容性创新的实践方面有其必要性。 (1)低收入群体总量大、比例高。2009年中国约有3.65亿人生活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每天生活标准不超过2美元)以下，约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中国贫困人口发生率为27.2％(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在“金砖五国”中，低于印度和南非，却远远高于巴西和俄罗斯。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对中国针对低收入群体开展包容性创新，以提高其经济收益提出了严峻挑战。 (2)收入差距较大。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自2008年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回落，但仍然处于0.47～0.49之间，按照国际一般标准，处于收入差距较大行列。同时，中国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也在逐年上升，已经由1985年1.85上升为2012年的3.10(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促使中国政府通过创新活动改善低收入群体社会经济福利。 (3)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低收入群体不仅在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也处于劣势。近年来，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并未减小。以医疗条件为例，2012年，中国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达到8.54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6.88张，与之对应的农村数据仅为3.41人和3.11张(数据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3)，均不足城市的1/2。城乡间巨大公共服务差异，为改善农村地区居住条件、提高其生活质量、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提供了空间。 2 中国开展包容性创新的实践及其分类 中国虽然没有在官方正式提出包容性创新的理念，但是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一系列科技扶贫计划，到近年来产业界针对特殊群体进行产品创新，再到草根个人的发明创造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这一系列举动都与包容性创新的实质十分契合。从开展包容性创新活动的动力来源角度，可以将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实践活动分为政府驱动型、市场诱导型和草根群体自发型三类。 2.1 政府驱动型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对于贫困的科技支持，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见表1)。这些实践活动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部门发起并实施，活动的实施范围与影响较大，整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企业参与较少，并且贫困群体大多只是被动接受科学技术成果，项目的持久性与激发群众创新活力的作用较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