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语境里，“方法论”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二是“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①本文是在第二个含义的基础上使用“方法论”的概念，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西方全球史中的跨文化互动(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研究，分析其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 2008年，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出版，这是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综述了有关全球史的各种构想与写作方式。将“全球史”界定为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②的柯娇燕认为，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学家弥补区域史学家所缺乏的东西，反之亦然；全球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③这其中所蕴含的困难，自不待言。柯娇燕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最终的全球史方法如果得以实现，很有可能是能够将事件和统计数据同时从资料和设计的视角进行排序，把它们编织进同一个时间框架，若能从同时并存的无数视角中客观地概括出若干模式则尤为理想。④虽然她认为“将形式与内容匹配起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过柯娇燕从分流、合流、传染、体系四种概括出发，梳理了界定全球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流是指对事物从单一起源到随时空变化而发生多样性分化的叙述；合流是指对不同的和分布广泛的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必然呈现出相似性的叙述；传染是指对事物跨越边界并同时急剧地改变其动态的叙述；体系是指对互动结构同时相互改变的叙述。⑤从对上述四种方法的提炼入手，柯娇燕对西方全球史的相关作品进行了分析。 对于柯娇燕做出的归纳，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持有异议。他认为分流与合流的术语在由大卫·诺斯罗普提出并用于历史叙述时，指的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如何各自发展得彼此更迥异和更相似，或者相互之间更疏远和更密切。⑥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认为，柯娇燕对分流与合流的界定造成了混乱，如用合流表示大量不同地区独立出现的发展，而合流的事例通常并且最好照字面意义理解为趋同的——源自文化的交流和相应的影响。⑦而对柯娇燕将传染视为一个文化术语和一种研究方式的做法，阿迈斯托也颇有微词，认为其偏离到历史学家对接触传染病的平淡讨论之中。⑧ 事实上，把柯娇燕对全球史的界定与其他一些全球史研究者的观点比较来看，例如，威廉·H.麦克尼尔的“全球史致力于研究地球人的整个历史”、⑨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全球史致力于概括地界定、描述过去”、⑩杰里·本特利的“对英语世界的大多数史学家而言，世界史与全球史之间并无区别”，(11)等等，其涵盖的研究内容非常接近。但是，包括威廉·H.麦克尼尔、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杰里·本特利在内的很多全球史研究者，都将通过探讨物种、基因、疾病、生态等接触交流现象来揭示历史变迁的方法归入跨文化互动的研究之中。跨文化互动在柯娇燕看来只是其所归纳的四种方法之内的一个亚流派研究方式，但是在杰里·本特利等人看来却是理解和叙述人类历史的利器。 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指出，从20世纪中期以来，至少有四种探讨互动问题的理论框架，即系统分析范式、韦伯式的社会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和后现代主义的范式。(12)在世界史领域，杰里·本特利将大量学者研究现代跨文化互动的主题归纳为跨文化贸易、动植物交流、疾病扩散、技术传播、帝国与殖民主义征服、宗教传播、跨洋奴隶贸易、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13)在他看来，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菲利普·D.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1984年)、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1972年)和《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1986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1976年)、丹尼尔·R.黑德里克的《进步触角：1850-1940年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转移》(1988年)、埃里克·R.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1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明确提出“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命题的是杰里·本特利，但是跨文化互动发展为一种在世界历史研究和编撰中使用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却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兴起以来众多学者努力的结果。 20世纪中期，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后剧变的世界形势，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首倡全球史观、提出西方历史学应重新定向之时，(15)便提出世界历史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相互作用与影响，要做“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具体研究，关注世界各地的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和人们对那些问题的不同反应。(16)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危机意识，对全球研究的资助不断增长。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趋于保守。时代背景对美国的全球史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即如何撰写一部既能体现出全球视角又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全球史。1961年，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呼吁世界历史的全球视角，并一直努力探索切实可行的编撰框架与方法。(17)这也是正在撰写《西方的兴起》的威廉·H.麦克尼尔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如何从研究方法上确保全球视角在世界史研究和编撰中获得实现是当时西方全球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