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3-0074-10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是重视研究西方社会及其现实问题，其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应用和社会伦理思想。科学地分析其伦理思想的内涵与特点，不仅能够极大地拓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空间，而且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主要分为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和消费伦理，其逻辑起点是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追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早提出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是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不仅揭示了物的价值上升与人的价值下降和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背离的物化现象，而且把技术理性的盛行看作是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卢卡奇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追问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质疑。在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看来，只要凭借理性和科学，就能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和普遍幸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深化了卢卡奇的追问，进一步探讨了技术理性盛行的哲学基础、社会基础、社会功能和社会效应，形成了系统的科技伦理。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技术理性的形成在于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即把理性片面理解为“工具理性”。对此，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启蒙理性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启蒙理性把关于事物终极原因的探讨都归结为无用的形而上学予以排斥和抛弃，实际上是把理性数学化、实用化和实证化，必然使理性丧失了其应有的批判否定功能，最终不得不屈从现存世界；二是把知识等同于技术，强调知识的本质在于给予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和技术，实际上是把“有用性”作为判断知识的标准。知识的有用性就体现在能够控制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自然”在启蒙理性那里只是服从于人的需要的被动客体，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三是启蒙理性坚持把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但由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科学技术进步只不过是资本控制人的手段，这必然导致西方社会人的异化和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加剧。 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揭示了技术理性盛行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实证主义哲学的共同点是借口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坚持“经验证实”和“价值中立”原则，主张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实证主义哲学排斥一切无法为经验所证实的知识，实际上是排斥了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形而上学的确具有轻视经验的特点，但它不仅能够为人生提供价值和意义，而且它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的文化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形而上学能够通过发挥其批判价值功能，防止社会和个人迷失发展方向，为科学发展和运用提供价值指导，防止科学发展和运用走上迷途。离开了形而上学的指导，科学运用只能走向非理性运用的结局。同时，实证主义哲学把经验事实看作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这实际上是排斥主体的做法，问题在于事实上实证主义哲学所说的脱离主体的经验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经验都是主体实践中历史形成的产物。实证主义哲学割裂认识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科学和价值的关系，否定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本质上是把技术进步的逻辑等同于社会进步的逻辑，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盛行，技术因此沦为为政治统治作辩护的工具。技术理性盛行还在于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具体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以获取利润，遵循以“可计算性”和效率为内容的经济理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则，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把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技术化和物化；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越来越转向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其方式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宣扬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控制人的内心需求，并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获取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从而导致了西方社会以科学崇拜为特征的意识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从两个维度分析了技术理性盛行的社会效应。具体说，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维度看，技术理性盛行导致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背离现象，卢卡奇把这一现象称为“物化现象”，揭示了西方现代化造成了人的价值的下降和普遍的物化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则揭示了西方现代化在带来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人的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列斐伏尔、高兹则着重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盛行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异化的现实。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维度看，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自然受制于技术理性控制和日益被商业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了技术理性是如何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他们指认技术理性与资本相结合是当代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根源，强调技术革新与运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是强化对自然和人进行控制的手段。 对于如何防止科学技术的异化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要重建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以及重建技术伦理的主张。所谓重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把技术的使用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防止技术沦为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和手段，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所谓重建科学和价值的关系就是要破除技术理性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重新建立科学与价值的内在联系，防止科学的非理性运用；所谓重建技术伦理就是要改造文艺复兴以来“控制自然”价值观的内涵，具体说就是要把“控制自然”从利用技术控制自然的内涵变为控制人的非理性自然欲望，使技术进步与伦理进步保持一致。 把技术理性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相结合，探寻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出路，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不同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单纯围绕生态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坚持把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和生态价值观批判三者有机结合，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基于以上认识，他们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一，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其生产过程不会遵循生态原则，而只能遵循经济理性；其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加速了自然资源的耗费，从而强化人类同自然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其三，资本主义统治方式日益从政治暴力统治转向文化意识形态统治，通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把人们的兴奋点引向消费领域，物质商品消费成为人们体验幸福和自由的工具，由此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与有限的生态系统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从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之后，再来谈论生态价值观和技术革新才有意义。对于生态价值观的变革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当然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而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的精神及其部分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要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是基于下面两个原因：一是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论所说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不仅存在着如何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理论上的困难，最终只能诉之于直觉说明的神秘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结局，本质上是一种后现代性理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这种立场意味着在人类利益与自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要坚持人类利益优先于自然的需要；二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因为个人的贪欲等生态价值观引发的，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于西方绿色思潮主张通过限制生产力发展和技术革新与运用来解决生态问题的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予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其生产目的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不仅不需要限制生产力发展、技术革新和技术运用，而且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恰恰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关键是要把生态运动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立二者的同盟来变革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全球权力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来建立生物多样性伦理的生态价值观，真正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是包括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统一的生态伦理，它超越了西方生态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主义的理论主张，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