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5)03-0005-06 无论认同与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活跃在伦理研究领域且有日益加强之势。国际伦理学界特别是生命伦理、企业伦理、行政伦理领域，伦理实证研究的起步较早，今天，这种研究已较为普遍且研究方法相对成熟，也获得较为广泛的赞同，国外已有学者提出“实证伦理(Empirical Ethics)”①的概念以指称整合实证探究与伦理思辨的方法，并对这一方法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国内伦理学界伦理实证研究的起步较晚，相关的理论积累和方法反思尚存不足，热闹研究景象背后呈现出方法的失当，致使伦理实证研究领域出现不少误区。如，“实”而不“证”，只是用实证方法形式化地探讨现实伦理问题；“实”不为“证”，只是用数据、资料点缀、装饰已有研究；假“实”虚“证”，只是主观随意地展开研究，不遵循实证方法本身的科学性。要走出误区，提升实证伦理研究质量，需要对伦理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 方法论不同于具体方法，是方法的反思和探究，可谓方法的方法。方法论基础，是方法之根基，是方法的本体问题，包括方法的合法性依据、方法设立的原则、方法之间的关系及方法应用的有效性等问题。伦理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学理上至少需要探讨伦理实证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独特性及合理性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伦理实证研究的正当性 伦理实证的正当性依据何在？这是伦理实证方法奠基之初我们必须进行的一项前提性廓清工作。长期以来，特别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发现“实然”(is)和“应然”(ought)的鸿沟，并提出著名的不能从“实然”命题中推出“应然”的“休谟法则”以来[1]509-510，许多学者认为以“应当”为研究核心的伦理学与关涉“是”的实证科学无缘，主张实证研究探讨社会事实，伦理思辨探讨价值问题，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截然二分，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从事实的描述性说明中推出应当做什么的标准，实证与伦理难以对接。这样，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如何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就成为时代的尖锐课题，成为横亘于现代伦理方法基础研究前的难题。希拉里·普特南看到这个问题并强调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象牙之塔里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2]2 若往前追溯，可以发现，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一直是西方语境中的永恒话题。自古希腊哲学追问“人是什么”“自然是什么”并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采取了二分法开始，主观与客观、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问题就一直伴随西方哲学界。在对待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上，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三大方法论路向：主观主义方法论、客观主义方法论和综合主义方法论。主观主义方法论割裂了事实与价值的联系，认为价值主要依、赖于主体，取决于主观，与事实无关；客观主义方法论否认价值主观性的一面，把价值等同于事实的属性，认为它与情感、态度等均无关涉，和客观事物、事实合而为一；综合主义方法论认为，价值既不纯粹产生于主观方面，也不单纯来自于客观属性，价值产生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相应地，伦理学领域也存在三大路向：伦理主观主义、伦理客观主义、伦理综合主义。这种划分，只是为叙述清晰和研究方便起见，抽象思辨提炼所得，实际探讨中，人们往往不自觉混用。抽象思辨的优势是能逼视我们直面问题、把握本质。 事实上，对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关系进行伦理探讨的本质，是对伦理正当性基础的追问。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而言，伦理正当性聚焦于对“实然—应然”的认同、接受和证成上。伦理正当性基础的追问，历史逻辑地呈现了两个维度：一个是从“发生的进路”，对伦理的由来、变迁、规律及其原因进行描述和说明，属“外部证成”的维度；另一个是从“逻辑证成的进路”，对伦理理论进行缜密的推理和证成，属“内部证成”的维度。完备的伦理正当性基础应当同时拥有上述两个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渐进性缘故，伦理学史上这两个方面没有得到自觉的区分和完整的把握，许多阶段人们执其一端，出现被后来学者所诟病的“自然主义谬误”②和“理智主义谬误”③。 哈贝马斯对伦理正当性进行了历史的梳理，揭示正当性发展的三个阶段：神话起源的叙述阶段、宗教、宇宙的终极论证阶段和证成的形成条件阶段。在这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正当性的基本走向，即正当性“外在的客观基础”日益萎缩，“主观的内在根据”逐渐强盛[3]34-35。应该说，哈贝马斯的分析有一定合理性，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外在证成”的式微和“内在证成”的兴起。问题在于“内在证成”的思辨追问，最终必然会陷入无穷地递归、循环论证、武断地终止论证的“明希豪森困境”[4]1-2。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波普尔认为，在这里，不能有什么终极基础理论，而必然是一种“信仰行为”，一种“非理性的道德上的决断”。逻辑实证主义对“内在证成”典型代表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强调一切综合命题都以经验为基础，提出可证实性或可检验性原则。不过，他们提出的证实，主要通过对科学语言分析对知识进行逻辑实证。 “外在证成”是伦理实证研究方法得以确立的逻辑前提，是奠定伦理实证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关键。休谟对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区分，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本体论的区分，揭示了人类存在中的一种状态与要求。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二分的提出，是伦理发展史上的进步，对唤醒伦理意识、丰富伦理理论具有积极意义。问题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事实与价值的绝然断裂，更不意味着应然对实然的彻底抛弃。因为，价值判断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况且，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绝对、纯粹的事实。伦理实证研究正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致力于以实证方法调查把握社会道德事实，丰富发展伦理理论，指导伦理实践。 二、伦理实证研究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活跃于现代西方学术领域的概念④。自韦伯提出“合法性”概念并对之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以后，许多学者加入了这一研究队伍。尽管对合法性界定的内涵不一，但总体而言，合法性是对现实社会作为普遍物定在(如政府、权力等)的认同和服从。这里主要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探寻实证方法对伦理研究的支持。本文的实证，非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意指的逻辑分析，而是孔德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实证。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把实证上升为实证哲学原理，并对其作了六点规定：一是“真实”，与虚幻相反；二是“有用”，与无用对立；三是“肯定”，与犹豫对立；四是“精确”，与模糊对立；五是“组织”或建设的，与破坏对立；六是“相对”，与绝对对立。[5]33-35这里的实证，既有真实、精确的科学要求，也有建设、有用的价值指向。所谓实证精神，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的考察，以实证获得的真实事实为依据，探寻其发展规则。与主要侧重于概念、命题的逻辑分析和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证实不同，伦理实证，主要指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哲学等实证方法进行伦理研究，它不仅要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捕获道德事实，探究道德规律，而且要用缜密辩证的伦理思辨价值引领、积极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