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须绿色信贷政策的支持。多年高速增长后我国正处于“中高速、优结构”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是我国迫在眉睫的任务。绿色信贷作为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根据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公开数据，2014年上半年，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总额达57 000亿元。然而，成绩斐然背后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绿色信贷的规模化需与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和重点行业整治进度协同；绿色信贷信息整合深度尚欠等。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商业银行采取切实措施，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优结构”的战略目标。 一、绿色信贷绩效欠佳原因探析 1.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执行标准。我国当前缺乏与商业银行业务流程对接的绿色信贷评估细则。实施信贷具体业务流程中，需要一些统一、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来判断贷款项目是否符合发放绿色信贷的标准。例如，如何界定贷款是否用于清洁技术或节能设备等。大多数情况下，哪些门类企业属于“两高一剩”产业，什么样的企业达到了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资质，都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戴叙贤，2013)。比如，风能发电属于公认的清洁能源，其生产企业通常能得到绿色信贷优惠。然而，风能发电往往不够稳定，相关企业就在其周围建设火力发电厂以保障其发电质量。这显然会令绿色信贷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环保部门在政策层面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处罚在相当程度上也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迄今为止，“两高一剩”行业范围已经过多轮调整，使银行和污染企业都对环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缺乏足够的信心。这导致现有绿色信贷政策大多停留在大方向引导阶段，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难有作为。 在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行动标准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性地执行对自身有利的绿色信贷政策。这导致商业银行间实施绿色信贷时，大到发展战略和放贷制度，小到业务流程和具体产品，往往大相径庭。一般而言，较早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如兴业银行由于侧重于绿色信贷产品的创新而成绩不俗。工商银行等四大商业银行由于其在国内特殊的企业地位，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迅猛，不过总体上发展仍不够成熟。而大多数小型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甚至迄今仍未开展绿色信贷业务。 2.银企间环保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银行充分了解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的进展情况。安全性是商业银行决定是否放贷的首要因素。在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全面核查的同时，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银行重点评估由于环境问题导致的潜在风险和负债。因此，企业是否具有完备的信息披露机制和记录，对其是否能顺利获得绿色信贷优惠至关重要。毕竟，企业主动披露环境行为信息，是银行考察其环境管理绩效的主要依据。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商业银行信贷决策。企业主动披露环保信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环保管理记录良好的企业，通常希望借助发布环境信息，主动“告示”其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投资者的认同，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在另一种情况下，环保记录欠佳的企业遭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急于借助发布环境信息为自己“辩白”，试图达到“洗地”的目的。在能力信号发送假说下，第一类企业通常发布高质量的环境信息，以此与第二类企业相区别(沈洪涛等，2014)。然而，在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普遍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很难识别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更何况大部分企业甚至上市企业干脆不发布环境信息。这给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需要企业环保行为、融资行为等多个层面的信息，这需要环保、司法、金融监管等多个部门的沟通。可现实却是我国上述部门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渠道，尤其是各商业金融机构间由于竞争关系而甚少沟通。不少地方环保部门发布的环境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却语焉不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缺失，使相关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和渠道形同虚设(蔡海静，2013)。 3.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中低速增长新常态下，地方保护主义可能出现反弹。在官员晋升竞争大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总是不遗余力，却有意无意忽视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指标。“两高一剩”产业在相当程度上与高产值、高利润行业存在交集，在很多情况下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税基和经济增长引擎。限制这些行业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将面临着明显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节能环保项目通常具有投入大和见效慢的特点，加上在盈利方面具有不确定性，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不愿意对其投资。于是，出于自身晋升和辖区财税最大化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运用各种手段迫使或诱导商业银行将贷款投放至“两高一剩”产业。 知名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在2014年底发布了国内上市银行绿色信贷综合表现得分排名如图1所示。其中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排名靠后，令人意外的是，这两家银行财务绩效都表现良好。可能的解释是，这两家地方银行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换挡期，地方政府面临着更为严重的GDP增长和创造就业压力，地方保护主义可能会重新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