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吉登斯的能动观比较及其现实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友女,法学博士,宁波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浙江 宁波 315211;傅艳蕾,湖州师范学院政治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原文出处: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能动观,建立在批判马克思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缺乏对“能动性”的充分关照,故而在重构理论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个人的“能动性”。而事实上,尽管马克思使用的“能动”话语不多,但其思想本身包含着深刻的能动思想,只是马克思与吉登斯阐发的立足点和参照系有所不同。两者能动观的比较,理论上有助于推动马克思“能动观”的当代发展,也更加凸显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彻底性,实践中则应对能动性加以自觉调控和善加利用,有效发挥能动性对现实社会的推动作用。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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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2-0012-06

       DOI:10.13718/j.cnki.xdsk.2015.02.002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经以结构化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本体论而闻名。其结构化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主要源于对三大传统经典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艾弥尔·涂尔干)的理论解构,尤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长期的深刻的批判性研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应当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隐含的精辟见解”,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太多的缺陷和不足”[1],其中之一即缺乏对个人“能动性”的充分关照,致使个人在社会活动和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因素,这是吉登斯努力重构社会学分析框架时竭力突出“能动”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发现,虽然“能动”范畴并非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有关这一思想的阐释也并不十分系统,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个人“能动”特征的忽视,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能动观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为此,有必要对马克思的能动观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以为其进行澄清和辩护,同时,挖掘和吸收吉登斯能动观中的有益成分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能动观。①

       一、与“抽象的个人”相对照的“现实的感性个人”:马克思的能动主体及能动观

       现实的个人是一个“能动”体,这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阐明马克思的能动观之前,有必要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思想的背景进行先行澄明。“能动”首先是唯心主义学派的重要范畴,该学派主张观念先于存在的第一性,观念决定存在,现实中的一切及其发展演变过程都是观念的外化,黑格尔将这种“观念”发挥到极致,即“绝对精神”。马克思并不否认观念所具有的能动特征,他所不认同的是,这一特征为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503。所以,“人”在唯心主义学派当中只是以头立地的“抽象的”人,现实和感性对他来说并不存在。旧唯物主义尽管承认物质第一性,但对该学派来说,人脑中产生的观念和意识却是由外界事物直接投射而成,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503。因此,能动的方面为旧唯物主义完全抹杀,这里的个人仍然具有抽象性。所以,对“抽象的个人”和“抽象能动性”进行批判,是马克思建构能动观、确立“现实能动性”的主要目的。

       第一,个人具有意识和思维,在此基础上产生动力和意图。在比较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区别时,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的反作用抛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3]马克思试图表明,不管行动结果如何,现实的感性个人都是带着预期的目的和自觉的意图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寻找动力背后的动力,即推动个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又是由什么样的历史因素所决定,意识背后的非意识根源是什么。而“抽象的个人”只可能停留在观念的表象。马克思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只有物质因素能够提供最根本的答案,物质利益和需求促使个人形成动力。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家,剩余价值是其追逐的物质动因;而对于无产者,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其根本的动力。而不论是资本家抑或无产者,其个人的物质动因又是由已存在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观点在唯心主义者的视野之外。

       第二,个人的认识能够达到人本质的全面性。由于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对象性的感性的活动,而且只能以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方式来看待一切问题,所以“抽象的个人”不可能全面把握人的所有本质。现实的感性的个人则不同,个人可以通过对象性的活动确证自身的本质。个人首先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其他各种交往关系。在现实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丰富的对象性的社会活动,个人就有可能达到对自我本质的较为全面的把握。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分工出现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时期。这个时候,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2]534。换言之,对于自己所不具有或尚未确证的本质,个人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知,由此达到对整体的人本质的全面掌握。“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5对于同一个“个人”,马克思同时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审视:在现实性上他是不同于其他个体的具体的特殊个体,但在意识上他可以达到人本质的全面性。

       第三,个人具有学习技巧以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能力。马克思曾经谈及手工业时期的雇佣工人。这一时期由于分工尚未充分发展,为了生产一件商品,每个工人都不得不学会整个生产过程的所有技能,每个工人几乎都是多才多艺的“全才”。正是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够依靠实践途径获得物质资料而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和目的。这表明,四肢健全的个人通常都具备从事物质劳动的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学习掌握各种劳动技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强调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525他不仅没有抹杀个人的能动性,而且不遗余力地坚守理论的彻底性,强调这种能动性所具有的物质环境制约性,以此与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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