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研究探索

      修订日期：2014-07-16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5)02-0129-08

      政治地理学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联系和差异形成规律以及与地理环境关系为主要内容，是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1-3]。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地缘政治学的相关研究又极大的深化了政治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体系[4]。地缘政治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或政治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5]。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的迅速壮大相比较，中国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不温不火且形式大于实质[6]，海洋地缘政治亦既无明确的学科定义，也没有明晰的理论研究体系。目前，海洋地缘政治是地缘政治学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方向之一，关于海洋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海洋”既是对该学科研究方向的定位，即海洋权力与海洋权益；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地理学在“海洋”领域的空间尺度，即海岸海洋与人类政治活动的相互作用；深海海洋与人类政治活动相互作用；全球海洋环境变化与人类政治活动的相互作用——驱动、影响和响应[7]。海洋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其具有历史性、政治性和综合性等多个方面的特征[3]。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要坚决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8]。中国与8个国家(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海上相邻，海岸线总长约3.2×(其中大陆海岸线1.8×，岛屿海岸线1.4×)，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约300×，中国的海洋周边邻国在国家变迁、社会制度、民族宗教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地缘环境错综复杂。除中韩苏岩礁之争、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以及南海问题争端等直接冲突之外，朝鲜半岛核危机、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岛屿之争等潜在危机也同样加剧了中国海洋地缘安全的威胁[9]。复杂的海洋地缘环境与日益扩大的中国国际影响，迫切要求海洋地缘政治在学术层面上予以回应，迫切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理论提供科学支撑。然而，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无论从研究条件还是研究进展都远远落后于中国海洋周边地缘研究的发展需求，学科发展的现状更是无法满足与21世纪中国崛起的特殊敏感时期的“维权、维稳、合作、发展”的外交任务。为此，近年来，中国地理学会，特别是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强化了对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号召，北京师范大学率先通过3次举办“周边地缘环境”相关议题的国际研讨会初步确立了“地缘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全国相关的各大院所也相继加强了对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关研究[10～17]。但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海洋层面的地缘政治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的研究成果仍十分薄弱。鉴于此，本文将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放入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脉络体系中，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的新方向。一方面，总结和归纳西方海洋地缘政治与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反思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现状与不足，从而提出发展“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对“海洋地缘环境”的内涵分析、空间尺度分析以及未来主要研究内容的展望，初步构建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体系，以期丰富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与实现海洋强国战略提供科学决策之目的。

      1 国内外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不足

      1.1 西方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历程回顾及其特征分析

      海洋地缘政治问题包含在地缘政治研究体系之中。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以其宏观的思维模式、鲜明的理论格调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敏感关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成为近代以来思想传统中值得关注的一支[18]。然而在本世纪初，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不同尺度地缘体间“相互作用”的时空维度都大大缩小，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批判地缘政治通过对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重新审视，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物质决定论与“科学”万能论观点，新地缘政治学[19]思想接踵而至。鉴于此，文章通过总结和归纳西方地缘政治思想中涉及海洋地缘思想的脉络，西方海洋地缘政治学的演变过程可以按照不同时期研究主体的特征划分为4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发展特征(表1)。

      1)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形成阶段(1890s前)。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自身的思想来源，海洋地缘政治也不例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通过解释米诺斯城邦成为海上霸权的地理环境基础，首次展示了未成体系的海洋地缘思想[20]。柏拉图则提出了“海洋决定论”的思想：海洋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了商人的气质以及不可靠、虚伪的性格等。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气候决定论”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直到1897年，地缘政治学的先驱者、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出版《政治地理学》并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标志着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初步确立[2]。

      

      2)传统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发展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许多经典的海洋地缘理论在此阶段诞生，并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把海洋地缘政治学经典理论从象牙塔带到了实践的舞台，从此，海洋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1916年，“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由瑞典政治学家Kjellen首次提出，并被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21]。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Mahan提出海权理论并将地缘政治思想运用于国家关系分析，指出控制海洋是掌握世界权利优势的关键。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Mackinder[22]提出“陆心说”，他认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欧亚大陆)；谁统治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非大陆)：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23]。20世纪2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Haushofer提出“生存空间论”，主张国家是一个必然扩大或死亡的有机体，可以不顾“无力开发自己领土的国家”的主权[24]。1942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Spykman提出“陆缘说”和“边缘地带”理论，认为位于“心脏地带”与海洋边缘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纳粹德国)是控制世界的关键，只有英美两国的海权和苏联的陆权结合起来才能征服德国对世界的统治[25]。二战之后，由于地缘政治的“德国化阶段”因素的影响，西方地缘政治学迎来了历史上最灰暗、饱受争议的20a，轰轰烈烈的“计量革命”也将地缘政治学作为了主要的“批斗对象”[6]。然而此时，“美国实用主义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逐渐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