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4-09-21 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1-0016-05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1.003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区域主体功能格局的逐步形成，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增强，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村镇和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正改造着传统乡村[1]，带来了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农业和非农业空间进一步融合，城乡界限趋于模糊[2]。正确认识平等的城乡地位和动态的城乡关系以及科学评判乡村地域多功能性演进规律成为重要的命题[3]。由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演变性、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的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的存在，使得影响乡村发展的各要素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及其交互作用难以定量把握，加大了对乡村发展类型及其所处阶段判断的难度[4]。通过考察一定地域内乡村性质的强弱对于科学认定乡村具有可操作性，也更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情[5]。 乡村性(rurality)是描绘乡村空间与地域类型的重要概念[6，7]，对于识别、优化城乡空间具有重要的作用[8]。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城乡空间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村落的空间衰退[9]、“乡愁”记忆的丧失以及多种因素带来的乡村空间分化使得乡村性研究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乡村性所蕴含要素的空间组织、地域分异以及所折射的城乡空间及其组织关系都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任务，乡村性内涵研究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指导。通过梳理乡村性的研究进展，对于明确城乡相互作用下的乡村空间演变、城乡动态关系以及揭示城乡空间组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乡村的未来走向，为政府制定“美好乡村”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1 乡村性概念 1.1 概念源起 “rurality”作为rural的派生名词产生于18世纪，意指“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条件”[10]。国外乡村地理研究注重乡村概念及乡村空间发展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加强乡村性的内涵与表征研究。国外乡村地理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再生”(rebirth)现象[11]，从70—90年代，乡村地理学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功能视角、政治—经济视角和社会建设视角三个发展阶段[12]，从最早关注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13]。之后，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进展缓慢。 21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复苏[12]，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将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乡村区域、乡村表征和乡村生活，丰富了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国际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存在一种内省的氛围，其中一个表现是重新回归(revisiting rurality)到关于乡村性定义以及概念的讨论上[14]。 1.2 内涵研究 在乡村性研究方面，地理学界很早就关注乡村性的研究[6，7，10]。伴随着乡村理论和概念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高涨，乡村性“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地图视野上”[12]。克洛克(C Cloke P)最早提出构建乡村性指数(rurality index)[15，16]，涵盖了人口结构和密度、住户满意度、就业结构、交通格局及距城市中心等16项指标，并和爱德华(Edwards G)评价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域的乡村性[17]，将其划分为极度乡村(extreme rural)、中等程度乡村(intermediate rural)、中等程度非乡村(intermediate non-rural)、极度非乡村(extreme non-rural)和城市(urban)五个类型，指出乡村作为一种特殊的居住地，乡村社区、乡村生活方式、乡村文化的生活画面等都是乡村性的表征[18]。此后，哈林顿[19]、霍尔菲斯黎[20]、伍兹[21]对乡村性的方法与要点、指标选取、权重设置、类型边界的确定进行补充研究。乡村性的变化和乡村的发展关系密切[22，23]，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起，受到后现代主义和结构观点的影响，如何建构与再现乡村性过程则变成主要焦点[24-26]。 国内乡村性研究较多的是在社会学和管理学界，将乡村性用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评价方面[27，28]，指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乡村性和乡村意象(rural image)[29]。地理学界张小林最早引入乡村性的概念，明确指出：在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其对立面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具操作性和可比性，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城乡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并从理论层面提出乡村性的可操作定义和乡村性指数的计算方法[4]，但并未对乡村性的具体测度和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此后，龙花楼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东南沿海615个县市进行综合评价[5]，并归为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