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4-12-19 中图分类号：K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5)01-0047-09 1 问题的提出 1.1 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旅游地发展新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式实现的[1]。中国经历着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2，3]。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维度，就是空间，任何重大的结构性转型，都牵涉到空间的改变[4]。空间结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投影[3]，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变迁、地方政府治理转变与区域、城市等不同尺度的空间重构之间相互作用[6]。再进一步说，如果不生产出合适的空间，“改变生活”和“改变社会”这些说法都毫无意义[7]，社会与空间之间呈现辩证统一关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旅游业的综合功能日益显著。面对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旅游地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地域空间，被不断地(再)生产、(再)获取和(再)创造[8]。这种现象和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乡村、小城镇、传统社区(包括民族文化社区)、特色街区(包括历史街区、文化创意街区、主题公园)等类型的旅游地。在这些旅游地中，由于需求的助推、资本的注入、产业的转型、制度的创新、价值链的再造、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交织等一系列新因素的作用，不断生产和创造出一系列新的生产空间、消费空间、产业空间、居住空间、生活空间、游憩空间、社会空间，等等。作为经济社会转型中旅游地演化和发展的内在动因，这一系列空间的生产成为了旅游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的重要内核。旅游地空间和旅游地演化随之呈现新内涵、新特征、新规律，有待旅游地理学加以研究。而旅游地发展中的新因素、新空间、新问题也需要旅游地理学探索新的研究范式[9]。 1.2 “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的理论新动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跨学科的趋势逐渐形成，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等理论动向[10]。空间、地方和文化地理学问题甚至成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的中心[11]。在“文化转向”的思潮中，人文社会科学以更倾向于社会学的视角对文化进行跨社会阶层的多学科研究[12]，文化不再被看作是超然于社会存在的意义与符号的集合，而成为维持与建构社会关系的关键维度[13]，“事实”被看作一种社会文化产品，不同主体对“事实”有不同的解读方式[14，15]。其间，人文地理学也呈现了以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以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为主要代表的“文化转向”[16]。这一转向逐渐影响到地理学的其他分支[17]，人文化和社会化成为地理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18]。 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相伴而行的是社会学的“空间转向”[17]。空间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蕴，人类实践与社会生活在一定空间展开的同时，本身又作为空间实践和事件塑造着空间，这使空间发生着由自然向社会、由物理向人文空间的让渡与转换[19]。20世纪中后期，面对哲学反思、学科整合和时空转型的背景，在列斐伏尔、福柯、吉登斯、哈维、苏贾、卡斯特、布迪厄等理论家的推动下，空间问题成为社会学的核心问题[20，21]。这一“空间转向”深刻改变了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的基本面貌，并作为一种跨学科视角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20，22]。作为这场“空间转向”中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之一，列斐伏尔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提出了“空间的生产”概念，着手建构起一个空间本体论的社会理论框架[20]。在地理学“文化转向”和社会学“空间转向”的深刻背景下，空间生产理论进入了空间研究的领域，其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背景和理论整合的要求，有可能为中国复杂的社会—空间现象与问题提供一个解释思路[23]。 1.3 实践和理论发展对旅游地理学的新要求 自1978年以来，旅游地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学中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思想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24]，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不断积累、广泛吸收的阶段，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则是其中的重要问题[25]。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情境和学术研究转向的理论动向对旅游地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宏观背景、学术发展整体背景以及旅游业实践背景[26]，旅游地理学应加强理论研究，关注旅游现象的非生产特征，强化对旅游影响、旅游者行为、旅游地演化的研究[18]，不断增强对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洞察力、解释力、预见力、指导力。作为旅游地人地系统演化的重要内核，空间生产成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为旅游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为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及时机。 2 空间生产理论及其研究进展 2.1 空间生产理论的基本框架 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和生产过程”，强调对生产的分析应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构成了空间生产的基本理论框架，三者分别对应“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7]。作为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7]，空间生产的实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物质资料在空间中的重置或重构，从而创造出适合人的需要的为人空间[27]。其间多种经济、政治、文化要素和力量对空间进行重塑[28]，众多社会空间互相重叠、彼此渗透[29]。因此空间的生产不仅是对空间、社会空间的生产，也是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30]。日常生活或将在空间生产这一变化着的背景中被重新加以解释[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