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1821/dlxb201502007 修订日期：2014-12-20 1 引言 “范式(paradigm)”最初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8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原指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即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从而出现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发展范式”是“范式”这一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应用，是围绕发展问题所形成的在理论上的共同观点(如何看待发展)，以及在此支配下确定的发展目标(什么是重要的)和发展路径与发展政策(什么发展方式有效)的统称。 长期以来，中国地理学关于乡村发展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和微观经验主义特征，多倾向于基于现代化发展范式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过程和规律的假定探讨乡村发展的地理规律(区域差异、城乡相互作用和尺度规律等)，而对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有效性和负面效应缺乏重视。实际上，乡村发展受到一般社会经济规律(在中国包括社会经济和体制的“双重转型”)、空间类型规律(乡村地域特性)和地理规律的三重影响。近年来城乡均值化[1]、地域功能区划[2]等相关理论和实践，开始从社会公平和区域分工的角度探索纠正单纯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的途径，但目前中国尚未完全形成新的乡村发展范式。 近20年来，多功能农业[3]、多功能土地利用(景观和空间规划)[4-5]、多功能乡村转型[6]等研究在西方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指导农业农村转型发展实践的新范式[7]。然而落实到具体实施，由于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农业贸易地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理想和制度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所适宜采取的发展战略有很大不同。本文拟引入多功能理论，从新的视角观察思考中国农业农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路径及对策。本文后续部分首先反思中国和西方国家乡村现代化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然后简要介绍了国外多功能农业和多功能乡村理论；最后从农业农村功能的角度推演探讨中国乡村发展的多元目标、区域差异化路径及对策。 2 乡村现代化发展范式及其实践问题 现代化范式假定社会演化具有平行线性特征，即所有社会都会沿着同样的基本路径，从非理性、技术落后的传统社会，通过技术革新、生产与消费形态升级、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改进，演化成现代、理性和技术发达的社会[8]。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从空间类型上，城市代表现代，乡村代表落后，因此乡村经济社会现代化通常与城市化过程融合在一起。在实践中，乡村现代化包含4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是农业现代化，即从生存型农业转变成商品型农业，相应地包括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和化学化。二是经济现代化，即由单纯依赖农业向依赖更广阔的现代产业转变，如农产品加工业、制造业甚至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三是基础设施和住房现代化，包括农村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设施等和住房的现代化。四是社会现代化，指乡村社会的封建迷信、民间文化等被现代的理性、学校教育和社会解放取代[9]，村民积极向有素质、有责任心、有进取精神的现代公民个体转变。 2.1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与得失 乡村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实践是农业集体化，这在苏联、东欧和中国都曾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通过动员农民出义务工修建了大量水利基础设施，客观上为农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道路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尊重农民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通过良种、化肥、农药、农业科技服务等农业现代化手段，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等经济现代化手段，乡村城镇化、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物质设施和社会现代化手段，迅速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曾经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充分肯定。李克强在1991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对此做了深入阐释，认为不发达经济体从城乡二元、工农二元、传统与现代二元的结构直接转换成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元结构比较困难，而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形成，成为介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即“第三元”。因势利导使乡镇工业和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将使三元经济结构最终演化为一元结构[1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生产要素短缺、技术水平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逐渐暴露。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城市经济特别是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迅速提高。乡镇企业风光不再，大量农民进城打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以人口外流、工资回流，农民工两栖居住为主要特征的模式成为主导。新农村建设政策推行前，乡村基础设施和住房的现代化主要由村民自筹资金建设，因市场化而急剧升高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支出也主要由农民个人负担，农业有粗放化苗头，粮食产量一度逐年下降[11]。 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后(2005年)，农村面貌有很大改观，农民福利水平快速上升，农业现代化特别是机械化进程加快，但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首先，就农业生产而言，农地复种指数下降、耕作粗放化趋势难以扭转，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相较外出务工而言务农收入过低。虽然粮食产量多年增产，但这是以减少非主粮作物如大豆等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为代价的①。再有食品安全问题经常见诸媒体[12-13]，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心和满意度。第二，虽然乡村工业、旅游、商贸等非农产业发展很快，但此类产业的地域集聚性特征非常明显，主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周边和少量特色型乡村为主，许多示范村的经验不好复制推广。就总体层面而言，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特征。在普通农村，许多农户的不同家庭成员或者农民个体仍然兼跨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传统与现代两类生产和生活部门。征地、农民上楼运动、退耕还林还草、旅游区和保护区建设等，经常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第三，乡村聚落“小、散、乱”的特征，使得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非常困难。例如，农村中小学学生到撤并后的学校上学非常不便，发生的多起所谓“农村校车”事故令人痛心[14-15]。住房现代化导致的土地资源浪费、乡村景观破坏等乡村建设与规划问题严重。第四，乡村社会机理由于青壮年人口外流而变得日益脆弱，留守儿童、留守女性、留守老人成为难以解决的乡村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