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教化：政治视野下的康雍乾帝王书法

      政治与书法关系综述

      在中国书法史中，帝王观念和趣味对于时代书风的影响，是书法史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汉字产生之初，即“仓颉造字”传说①。在汉字产生之后，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甲骨文”，是专门作为君王占卜的记录文字。至于金文，记载的往往是帝王的事迹，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有的记载的是帝王对于大臣的赏赐和劝勉，比如《毛公鼎》。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创立了“小篆”，新书体的产生不光有书法史上的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利于在长期分裂的时代之后，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当然，历史上书法与皇权关系最密切的例子在唐代，唐太宗推进书法楷模的建立，太宗不仅广泛搜求右军法帖，推动大臣学习书法，更是亲自作《王羲之传论》，认为其他书家都各有缺点，唯独王右军“尽善尽美”②，极尽溢美之词。政治还能通过取士制度影响书法，《新唐书，选举志》中就要求以“身言书判”为取士标准，其中“书”的要求是“楷法遒美”③。而“楷法遒美”不光是一种技能上的设定，也是在审美上对官方书法的一种规范。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对书法的要求不光是在唐代，在宋代也存在。④这种制度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士子们的书法取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代书风。《曲洧旧闻》载：“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⑤而在明代，明成祖极为推崇“二沈”，他们的书风也影响明初一百年。

      

      姜宸英小楷《洛神赋》册页

      在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帝王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管理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如何赢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远超本民族的汉族的认可，特别是汉族士人的认可。而研习汉文化，就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方式。早在天聪三年(一六二九)，皇太极就曾表示对文教的重视：“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⑥康熙九年(一六七○)，康熙帝玄烨也提出：“朕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⑦

      康熙需要研习汉族典籍和书法，在研习的过程中，康熙也被书法深深地吸引，他曾说，自己“政事稍暇，颇好书射”⑧。清代帝王从顺治皇帝开始，一直到乾隆都很喜欢书法，乾隆皇帝更是终生痴迷，至老不倦，从禁宫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胜景园林，古迹名山，所到之处，挥毫题字，传世墨迹甚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不光是一种教化手段，而且事实上也成为了帝王的一种雅好。

      总之，政治和书法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本文拟在发掘的大量史料基础上，深入探讨清代书法与皇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皇权与康雍乾帝王书法

      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十月二十日，康熙谕：“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⑨可见，和皇帝探讨书法是十分重要的日常工作。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十月十八日，《南书房记注》载：“巳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正临摹草书，臣士奇得侍观宸翰，因奏曰：‘皇上运笔圆劲纵横，深得古人之意。’上曰：‘朕朝夕临摹，常恐未合古法耳。’”⑩“朝夕临摹”，可见康熙对书法的热爱绝非一时兴起，他希望通过临摹窥得翰墨堂奥，而将“博学善书”的汉儒汇集到身边，也是希望通过和他们的互动，通过外在环境的熏陶，使自己进入汉族文化之中。

      这种熏陶效果显然极佳，而作为回馈，康熙对他们的赏赐也是十分的优厚。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六月二十七日《南书房记注》载：“辰时，上召臣英至瀛台便殿。上复诵‘初六，谦谦君子’六节，亲讲‘六四，无不利谦’六节。是日，上赐臣英、臣士奇、臣讷御笔字各一轴。”(11)这些赏赐固然重要，但对于广大臣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还是皇帝的提拔。总体来看，已知的三十四位康熙朝的南书房翰林中，后来官至二品以上大员者，竟有二十四人(12)。屡受恩遇的善书者，以梁国治为例，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十一月，奉旨梁国治来京在军机处行走。十二月署礼部侍郎。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正月入南书房。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七月上以底店贼匪剿办净尽，梁国治等承旨缮写，巨细无遗，交部议叙，寻部议军功加三级。(13)南书房入侍官员，升迁之快，非他处能及，令时人羡慕。

      南书房作为皇帝和入侍汉臣研习书法的场所，在清代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皇帝通过和汉臣的交往，继续深入汉文化，塑造自身的“儒雅”和正统形象。另一方面，皇权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彰显，没有皇帝的提拔绝不会有他们的飞黄腾达。而优待近臣也使得他们感恩戴德，无形之中形成一种凝聚力。他们走出南书房后，无论是京畿首辅还是封疆一方，都时时想着报效皇恩，不只是要求自己，也影响身边的人，而最终皇权也得到稳固。

      而在南书房书家中，最受帝王优待的书家是乾隆时的张照。《国史列传》载：“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上念张照资敏博学，尤工书，御制怀旧诗，列照五词臣中，诗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14)可见乾隆对张照推崇备至。而这从其谥号也可以看出，将他与赵孟頫(谥“文敏”)，董其昌(谥“文敏”)并列，称“三朝三文敏”，并有肖像画传世，足见其在清前期的书坛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