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5-0055-08 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泛指为满足自身欲望或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是经济领域中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但在文化社会学视域里，“消费在物理意义上消解客体的同时，也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塑造着主体。”[1]消费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一，而且也是文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当社会发展到物质极为丰富的时代，消费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更为显著。尤其是消费所具有的社会分层意义，越来越被社会学家关注并认可，如布迪厄、波德里亚、鲍曼、桑德斯、齐美尔、费瑟斯通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析了消费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指出了某种消费文化体现着消费的阶层特征，特定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成为区分不同群体社会地位的符号。[2]消费分层的语境通常是被放置于现当代社会的，因为这时已经进入到了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因其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而明显区别于传统生产社会。那么，古代社会的消费是否具有分层功能？是否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社会流动缺乏，社会的层级只依据“士农工商”的职业身份划分即可明晰？是否只依据国家三令五申地从制度上对人们服饰装饰及出行工具等外在的约束即可看出？此时消费的意义是否更多地体现在对生产作用的经济意义上？笔者长期关注于宋代文化消费方面的研究，认为在千年前的宋代，消费并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与社会分层之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联系，这在宋代书画消费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本文尝试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对宋代书画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作以探讨，这将有助于对转型时期的“宋型”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宋代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消费分层 消费分层功能的展现具有一定的前提——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前者代表了物质生产的丰富，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普遍较高的条件下，消费不再局限于生存需要，其表意功能才得有效发挥；后者提供了动力，只有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才会增强消费所具有的符号象征功能，消费的分层功能也才不会因呈静态而削弱其社会意义。试想若在等级森严且阶层固化而不流动的社会形态里，这里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呈现严格的等级之分，上层社会的消费一般是与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相适应，具有较强的奢侈性、炫耀性和象征性；而底层社会由于没有向上流动的空间和可能，其消费所具有的表意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相反地，在流动性较强的社会里，消费所具有的符号象征功能就不再受僵硬的等级的限制，消费的符号表现功能增强，这对那些由底层往高层流动的人来说更为显现，他们要通过一些行为方式来表明与过去的不同，显示现在的成功，消费往往成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 以上的这两个前提，在宋代已经具备。商品经济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表现在商品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商人资本崛起、货币制度飞跃、市场关系扩大及其影响加强等等方面，[3]这已成学术共识，不再赘言。宋代社会阶层间也非铁板一块，流动性加剧已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这为消费分层提供了条件和动力，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农业社会，士农工商各阶层等级严格，难以逾越。但实际上，经历过晚唐五代的社会变动，宋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有秩序被冲击，社会阶层与结构调整重组，社会流动性加剧，“贫富无定势”，使贵者未必富，富者未必贵，贫者未必贱，贱者未必贫，贵、贫、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等级界限逐渐弱化，各阶层成员的升降变动则渐趋频繁。 宋代的官员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得，“取士不问家世”，各阶层都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彻底衰微，旧的等级制度崩溃。宋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一方面重用官吏，有的提拔迅速，如太宗时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宋琪，一年内由“庶僚”升至“宰相”，“其速如此”。[4]另一方面，对官员的控制非常严厉，采用了三省分权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以防止专权。官吏们稍不留心，就可能遭到言官的弹劾而被免职、贬官，这使所谓的官僚贵族阶层身份上的起落和经济地位的变动并不乏见，也使官僚中普遍存在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如官至宰相的杜衍曾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晚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5]可见，高官与穷书生身份的转换是常有之事，身居高位的官僚们对之心知肚明。 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进一步促使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地主、自耕农或佃民都可能由于获得或失去土地而上升或沉沦，其身份、地位也因之会处在不断变化的波动状态。豪强地主可能“朝为富室，暮为穷民”；[6]农民也可改行，“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7]也有“自农转而为士”，“所在有之”；[8]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升，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出现了“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而如今“同是一等齐民”的言论。[9]清人沈垚对此有评论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10]四民间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而贫富的升降也变得极为迅速，“朝为豪商，暮为乞丐；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