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法国在近代早期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农业经济和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这在法国城市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在近代早期数百年的时间里，从中世纪晚期危机中重新兴起的法国城市，扮演着与其人口数量不相称的重要角色。这里有着更加活跃的经济活动、较为丰富的文化教育机构和多样的生活娱乐方式，掌控着民众世俗生活与灵魂世界的行政司法和教会机构驻扎其间，全国大部分财富在这里消费和展示。换言之，城市实际上是乡村世界的统领者，在法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把城市视为织造法兰西空间和经济社会特性的重要元素，在他眼里，“城市的第一要义，在于统治”，“城市在法兰西王国里的扩张与统治，不独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于政治、行政管理、宗教和文化等各个方面”。①在其他诸多关涉此一时段法国的各种通史性著作中，城市发展状况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② 然而，在这些著作里，城市仅因为是“现实所有层面的汇聚之所”，且档案材料存留丰富，而被社会史家们当作“适恰的环境”和“特殊的观察台”，用来透视和分析总体的社会经济史，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性”。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法国城市史》陆续面世，局面才得以改观。④但注重经济社会史因素的“年鉴”传统在这部著作中依然有迹可寻：人口、经济与社会要素不仅是它主要的描述对象(即所谓“以城市为背景”的经济社会史)，同时也被认为是城市化的动力之源，忽略了宗教战争之后绝对主义国家逐步建立在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本文试图结合近代早期法国社会历史的宏观变迁过程，对1500-1700年法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概况、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以及城市在宏观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简略的考察，以便从一个侧面增益我们对法国该时期历史发展面貌的了解。 法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随着近代世界的步伐同时来临。前一个世纪连绵不断的瘟疫和战争，曾摧毁了这片土地上3/4的城市网。15世纪晚期，大规模疫情和战争的平息，为法国社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开启了法国城市形成演变的“持久篇章”。到16世纪初，遍布全国的城市网已初步形成。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向前推进，“城市在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乡村的影响不断加强”。⑤ 那么，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进程的具体情形如何？人口数量和规模无疑是衡量城市化的基本指标。⑥然而，近代早期城市人口学资料的匮乏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使得研究城市定居人口数殊非易事。⑦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只是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城市定义，大略地推断此一时期法国的城市人口数，有时候彼此间差距较大。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1450-1500年，法国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0%，这个数字到1789年提升到16%。而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城市化的美国史学家维利斯给出的数字则要低得多，他认为，1500年仅为4.2%，到旧制度结束时也没有达到10%的水平。⑧ 尽管有关16、17世纪法国城市人口状况的数据较为缺乏，史学家们推断出的数字也大相径庭，但他们一致认为，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化处于向前推进的过程中，1700年法国的城市化率显著高于1500年。这种情形从单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从1500-1520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各城市的人口大体呈普遍增长的态势。图卢兹居民从2万人发展到4万人；里昂人口1515-1700年从3万—3.5万人增加到9万—10万人，翻了3倍；1473年至1710年，格勒诺布尔从2000居民的小城一跃成为2万人的城市；17世纪饱经战火洗劫的南锡，仍然从数千人增加到1730年的2万人左右；布雷斯特在路易十二统治时期(1498-1515年)还是简陋的小村镇，到路易十四驾崩时已有15000居民。巴黎的人口增长更是惊人，它从16世纪初的20万—25万人猛增到路易十四晚年的48万人。⑨在这个时期，很少有城市像鲁昂那样，人口数量停滞不前。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早期法国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存在一个较为显见的特征：城市人口死亡率高企，根据对教区记录簿的统计，城市里的葬礼数往往高于洗礼数，婴儿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⑩“直至18世纪且包括18世纪，所有城市，无论大城市抑或中等城市，都是死亡集中营”，(11)因而，这个时期城市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常面临短期但异常剧烈的人口危机。 那么，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城市，何以在此200年间呈现较为普遍的人口增长趋势？答案是移民。“为了填补死亡率造成的人口亏空和为了得到或多或少的发展，城市必须不断吸收商人和资产者精英，还要吸纳合格的工匠和非熟练工的无产者等劳动力队伍”。(12)17世纪初，工匠和小工商业者可能占南锡城资产者的2/3；在卡昂，资产者移民是由40%的雇佣劳动者和43%的工商业企业主构成。总的来说，移民占城市人口的1/3强。在正处于发展中的城市，他们甚至可能超过半数，如1520-1563年的里昂是60%，1669-1710年的布雷斯特是53%。(13)里昂的主宫医院入院登记也表明，出生在城市之外的“外来者”比例总是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有时候甚至超过3/5。(14) 近代早期城市移民有一些可以察知的特征。其一，他们主要以年轻人为主，移居城市的年龄大多在10—25岁之间，且男性居多，因为城市需要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如果缺乏这些新鲜血液，城市将难以为继。根据巴尔代的估算，在年死亡率为44‰、出生率为35.2‰的鲁昂，若无移民补充，城市人口将迅速下降，7万居民在50年里下降到45000人，在100年里就会减少至28000人，千年之后仅剩10人。(15)其二，从移民来源方面说，他们中许多主要来自周边的农村地区，其数量占总移民数的2/3。但是，一些扩张中的城市和大都市，其移民的来源范围很广，布雷斯特的新来人口中，53.2%来自莱昂地区和科诺埃尔地区，来自布列塔尼其他地区的有19.8%，普罗旺斯3.5%，诺曼底3.1%，巴黎地区2.8%，另外外国人有1.6%。(16)南特的情形同样如此，它在16世纪保持人口增长，首先依靠附近的乡村和布列塔尼，还有普瓦图、诺曼底和直至奥尔良地区的卢瓦河流域，南特城里还居住着一些马赛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人数可观的西班牙人。(17)其三，从生活和职业上来说，近代早期的城市移民与中国当代城市农民工有某种相似之处，也就是同乡麇集在一起。如图卢兹和佩里格的挖土工几乎全部来自布列塔尼，罗讷河沿岸城市的船夫大多数来自罗讷河上游地区，面包师傅和屠宰匠，多数分别是布雷齐人和奥弗涅人。这些来自同一乡土且从事同一行业的移民，多半共同聚居在相同的街区。这种现象既是出于营生活动互助的实际需要，也有乡土联系和语言文化相通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最后，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移民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人口流动有从乡村到城市，也有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18)以鲁昂为例，士绅阶层的外迁率是33%，远高于工匠的15%和非熟练工人的19%，且在艰难的17世纪比相对繁荣和平的18世纪要常见得多；按照出生地衡量，以出生在其他地方的男子为户主的家庭，外迁率是鲁昂本地男子为户主的家庭的两倍。(19)这表明，那些先前离开自己出生地的人，为寻求机会进一步迁移的可能性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