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世界

作 者:

作者简介:
(英)彼得·伯克,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化史教授

原文出处:
全球史评论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文艺复兴运动一直被视为一个意大利和欧洲的独有现象,然而,倘若把这一运动置于全球情景中重新加以审视,它的一些先前不为人知或被忽视的面相开始凸显出来,一方面,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吸收了许多非欧洲的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和非洲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文化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广阔世界,包括美洲、印度、远东的中国和日本。可见,要准确地认识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一文化运动与异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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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意大利学者萨尔瓦托雷·塞蒂斯(Salvatore Settis)向他自己及其读者发问:在一个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古典学的前景如何;并指出,一个全球化的架构对研究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并非不恰当。类似观点也能而且应当适用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通常被视为一个意大利,或有时是一个欧洲事件或过程。只是最近学者们才尝试将文艺复兴置于或重新置于全球背景下。确切地说,我们应当谈论两个学者群体之间的鸿沟,或准确地说,时间差。

      一方面,研究欧洲以外世界不同地区的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16世纪欧洲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影响。虽然这一做法正逐步发展,但许多专家并未使用“文艺复兴”这一术语。①

      另一方面,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一般很少超出欧洲。正如本文所引用文献表明,在1980年代之前,在全球场景中看待文艺复兴的想法在学者们中并不受待见。

      当然也有些例外。弗里德里希·萨雷(Friedrich Sarre)有关米开朗基罗应邀到奥斯曼帝国工作的文章发表于1909年;吉尔伯特·凯马尔(Gilbert Chimard)论“异域风情的”美洲和法国文艺复兴的著作出版于1911年;约瑟夫·斯特齐格夫斯基(Joseph Strzygowski)试图论证布拉曼特的圣彼得大教堂源自亚美尼亚教堂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让·塞茨内齐(Jean Seznec)对文艺复兴时期亚洲和美洲神像的研究于1931年出现;热奥弗瓦·阿特金森(Geoffroy Atkinson)有关法国文艺复兴的“新视野”的著作出版于1935年;塞尔维奥·扎瓦拉(Silvio Zavara)关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新西班牙的研究出现在1937年;莱奥纳尔多·奥尔斯基(Leonardo Olschki)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异域因素的文章发表于1944年。这些或其他前辈是我们不应忘记的。

      虽然如此,在上一代人中对这一课题的兴趣不断上升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与许多试图重构文艺复兴,或使文艺复兴“去中心化”,使其与西方文明发展的凯歌式“宏大叙事”相脱离的努力联系在一起。②路径的这一转变可以199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展览为标志,该展览旨在纪念而非庆祝哥伦布登陆美洲五百周年。这次展览及相关论文集《1492年前后:探险时代的艺术》鸟瞰了当时的世界,成为文化全球化影响学术领域的一个突出例子。③

      最近的一些研究尤其强调了文艺复兴中的非欧洲因素。例如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在其《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扎(集市)》(The Renaissance Bazaar,2002)中形容那种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纯粹欧洲运动的观点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神话”。但布罗顿本人过分强调“穆斯林西班牙”、马木鲁克时期的埃及、奥斯曼土耳其、波斯以及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则有矫枉过正的危险。它也可能导致混淆作为一个运动的文艺复兴与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以及混淆文艺复兴在欧洲以外的传播与非欧洲艺术家和学者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在讨论这个宏大主题时,做一些区分是必要的。

      因此,首先,区分并依次讨论四种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世界”的研究路径是有益的。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异域文化(other cultures,东方的、前哥伦布时代或非洲的文化)的兴趣;其次,西欧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拜占庭和穆斯林)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再次,我们姑且方便地称之为文艺复兴的“出口”,以及从中国到秘鲁对这一文化运动的不同接受;最后是对各种“文艺复兴”的比较研究。

      所有四个部分都集中于作为运动而非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它们也将是有选择的,而非无所不包,同时使用了最近的著作以便讨论总的问题。

      人文主义者和世界

      195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达伦费尔特(Karl Dannenfeldt)已论证指出,“人文主义者远非把希腊视为文明、智慧和艺术的最初家园,他们承认并赞赏前古典时代的古代东方文明更早的贡献”。他尤其想到了古埃及。自那时起,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埃及学已有大量研究,其中包括艺术中对古埃及的表现以及埃里克·伊维尔森(Erik Iversen)有关人文主义者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解释的研究。④

      一些学者追溯了古埃及与新世界的联系。正如让·塞茨内齐注意到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皮尼奥里亚(Lorenzo Pignoria)在1615年版的文琴佐·卡尔塔里(Vincenzo Cartari)的《诸神的形象》(Images of Gods)中,增加了“论印第安人的神”(即墨西哥、印度和日本的神),并宣称埃及人曾征服墨西哥并把他们的神引入那里。⑤

      人文主义者也对较近时代欧洲以外的世界感兴趣。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文主义者表达了这种兴趣:不是彼特拉克或莱奥纳尔多·布鲁尼,也不是伊拉斯谟或李普西乌斯,而是波焦、焦维奥和一些次要人物。纽马·布罗克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⑥有关人文主义者对亚洲、非洲、美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著述的研究正日益增多。⑦在唐纳德·拉什对16世纪欧洲有关亚洲的知识的百科全书式概览中,就囊括了许多人文主义者。⑧

      另外,文学史家,如斯提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日益关注其他大陆对蒙田、龙萨、莎士比亚和卡莫埃斯()等作家的想象力的影响。⑨艺术史家关注文艺复兴时期对异域文化(other culture)的表现。语言学家关注这一时期对非欧洲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的学习,当时希望以此使穆斯林皈依基督教。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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