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5)03-0035-06 明人袁宏道曾有“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1]的讲法。这里的情不能理解为喜、怒、哀、乐之情，也不是好好色、恶恶臭之情，此情是人性深处的直觉的亲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的顺人情才自然、恰当，容易获得认同。当然，儒家对此种情的肯定，不是止于此情，而是将其扩充、提升为普遍的仁爱之情，将“亲亲”与“仁民”、“爱物”统一起来，确立了由孝及仁，由身、家及天下的实践路向。儒家道德的亲切和容易被认同，即是源于顺情，顺此情才能心安，心安也因而成为儒家在面对内在困惑或道德两难处境时选择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人的自然感情的深沉领悟和关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兴衰中儒家才能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取向，成为安顿人心的力量。 一、爱亲的“私意”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儒家学者，明朝中后期，王学盛行，支配中国人精神百有余年，而《传习录》是了解阳明思想的源泉之一。 (一)陆澄的私意 《传习录》记载了阳明先生和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一些问答，其中有这样一条记录： (正德九年)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2]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陆澄于此时就学于阳明。这则记录的事情缘起非常简单：陆澄从学于阳明先生时，忽然得知儿子病危，因而忧闷异常。这条记录的本意不在于前面的事件，而在于后面的阳明先生的顺势教诲。阳明先生向来强调应病与药，于事上磨练正是针对陆澄好静的特点，“三轮执斋云：原静工夫每好静，故先生教以事上磨。第二卷《答原静书》可以见”[2](36-37)。 而陆澄在践履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困扰：“(陆澄)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2](36)正德八年阳明在滁阳时曾教人静坐，但其目的不是扫除一切思虑，而是在天理精明的前提下物来顺应，达到安定宁静的心境。“只就思虑萌动处省查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3]如果一个人的静坐不能促进或改善他应付复杂事件的心理力量，反而减弱了他对外部事物的心理承受能力，那就与阳明的愿望背道而驰了。所以应当通过“在事上磨炼”[2](171)，在具体、复杂的行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心理应付能力，“人须在事上磨炼作工夫乃有益”[2](171)。 儿子病危这件事即是作此工夫的好时机，而陆澄恰恰“只好静，遇事便乱”。作此工夫的本体根据就是“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后面提到的“心之本体”即是“心体”，也是“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2](120)。当陆澄问“天理何以谓之中？”阳明先生曰：“无所偏倚。”[2](62)陆澄的不恰当处就是爱子之情“偏”了。“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2](55)所以阳明强调即使悲伤，也应“毁不灭性”，不能因陷溺于私意而使本性被遮蔽。此处，阳明将爱子之情与喜、怒、哀、乐之情等同看待，因而主张要作存理去欲的工夫，以求个中和处。 短短一则对话从工夫说到本体，圆融无间，陆澄大概是从中有所领悟，获益良多，因而记下了这则对话。 (二)阳明的著相 然而《年谱》中有一条类似事件的记载，阳明的态度却与此处大相径庭： (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赣，闻祖母岑太夫人讣，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归，会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变，疏请命将讨贼，因乞省葬。朝廷许以贼平之日来说。至是凡四请。尝闻海日翁病危，欲弃职逃归，后报平复，乃止。一日，问诸友：“我欲逃回，何无一人赞行？”门人周仲曰：“先生思归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2](1285-1286)阳明在江西时得知父亲病危，上疏乞归不得，想要“弃职逃归”。这其中的忧虑焦急应当不逊色于陆澄，或者更甚，以至于要“弃职逃归”。当陆澄遭遇悲痛时，阳明顺势教导他要于此时着实作工夫，然而当阳明自己亲身经历时，他不仅当下要“弃职逃归”，事后甚至不解他逃归的选择“何无一人赞行”。如此反问流露出，他认为逃归是自然且恰当的行为，倒是不赞成是可怪的。 回顾陆澄事件，一以贯之的话，阳明本人也应当是极不赞成逃归的行为，并且还要将此作为考验自己，作工夫长进的良机。因为“思归一念”与陆澄的“忧闷”都是爱亲之情偏了的“私意”，这表明阳明于“事上磨炼”的工夫尚不足，无法使本自莹徹的“天理”、“心之本体”至“中和”，完满地照现。弟子借佛家“著相”来表明，阳明执着、陷溺于爱亲之情，正是“毁”以“灭性”。 若说当下“弃职逃归”的想法尚属情急时本能的反应，事后阳明应当恢复了冷静的状态，却依然对众人的不赞成困惑，似乎让人有些不能理解。再或者起初的反问依然是不经思虑后的疑惑，那么“良久”之后，应当是经历了仔细琢磨、反思，然而此时的观点仍然和本能反应的结论一致，“此相安能不著？”即反思之后依然认为逃归是恰当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