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一、共同生活 伦理两难困境常见于各种忠义或忠孝“不能两全”的传统故事。伦理两难也反复成为哲学的争论焦点，许多哲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难题而至今未果，更多的哲学家把它当成难以破解的存档疑案。在此重审此案的目的却不是破案(有些疑案永远破不了)，而是通过重新分析此案去说明，伦理学到了现代是如何作茧自缚的。伦理学试图思考“与他人共同生活”的问题，共同生活这个既定事实已经注定了伦理行为的互动性。可是现代伦理学又把个人看作是价值自决的主体，即康德推崇的具有自觉自决性(autonomy)的道德立法主体。于是，个人不仅要对私人生活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还要借助理性而为共同生活作出价值判断。可问题是，理性至多能够消除思想分歧，却不可能消除精神分歧，而道德困惑正是精神分歧所导致的。这就形成了伦理学的精神障碍。 伦理学的全部意义在于其存在论前提：共同生活或者说共在状态。这一点决定了伦理学问题的性质。在私人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方式是好的”，无论他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多么奇怪，他的自决判断都不是精神障碍。但如果一个人说“我的生活方式必须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就很有问题了。严格地说，私人生活里的自由意志不构成伦理问题，私人生活的选择不需要他人同意，也不涉及他人的命运。其中，个人意见与生活选择完全一致，自由意志与行为完全一致。就是说，“我意愿如此”与“如此是好的”在私人生活里是一致的。所有伦理问题都出现在共同生活中，都是关于如何共在的问题。即使我的伦理信念是理性的，试图从“我立意应该如此”推论出“人人都应该如此”也是非理性的，落实在实践上就是伦理专制主义。 我们不难认出，以“我”推论“人人”的伦理专制主义正是康德式启蒙哲学的普遍主义理想。如果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的话，我愿意再进一步说，这种启蒙伦理学是人的神学。启蒙并没有推翻神学，而是以人的神学替换了上帝的神学。就是说，人的神学是上帝神学的后裔，虽然相貌不同，却都同样有着一神论和普遍主义的基因。我们人人都喜欢人的神学，每个人都成为价值的全权主体，这可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问题是，每个人的精神有所不同，信念有所不同，每个人的信念都是一种神学，每种神学都与另一种神学同样神圣，那么，我们应该听谁的呢？他人的信念和行为选择是个坏消息，但还有更坏的消息。个人拥有自决的价值选择，这个神圣的权利很快就变成精神负担。生活所需之诸种善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冲突，这是伦理两难的根源。在传统的伦理语境里，两难选择虽然痛苦但尚有共识，而在现代的伦理语境里，两难选择不仅痛苦而且茫然，甚至连善在概念上都不再有共识。 既然生活失去了共识，任何伦理观点就成为需要被审问的对象，而不再是用来判断的依据。或者说，正是分歧的伦理观点导致了伦理问题，所以，在伦理问题上反而不能使用伦理观点，而要将其悬隔。 共同生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问题：只有能够满足人的共在需要的理性原则，才能够成为共同生活的价值原则。因此，道德的依据只能来自存在论的行为语法(the grammar of facio)。当意识到我们的行为是在选择共同的命运，就必须追问：这样做，行吗？这样做，别人同意吗？其中的存在论语法是，正如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中论证的，如果存在的意义是“分析地”蕴含在存在本身之中，那么，存在就是为了继续存在(to be is to be for good)，因此，为了继续存在，存在就必须是善在(to be is to be good)，而存在总是与他人共在，因此，善在就只能与他人一起善在。这意味着，共在是存在的条件。由此可以推知：如果一种伦理选择能够成为一个普遍原则，它必须有利于共同生活；假如一个伦理选择包含不得已的错误，至少必须保证它在维护共同生活的作用大于破坏共同生活的副作用。于是，在分析伦理两难时，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得已选择给自己造成的道德感创伤，还必须考虑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对于共同生活的预后效果，特别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对共同生活原则的信任是否造成严重创伤。 二、伦理两难 关于伦理两难，我曾在《论可能生活》中论证说：只要生活需要两个以上的道德原则，而生活的可能情景无穷多，那么必定存在足以导致道德无法两全的可能性。也可以更准确地说，生活所需之诸多道德原则中，只要至少有两个原则无法形成价值排序而是并列重要的，伦理两难就难以避免。伦理两难对道德原则的挑战，在于它说明道德原则难以自洽解释生活。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在某些情形下，人不可能全身而退。只要情况足够极端，每一种道德原则都将在接缝处解体。”(伊格尔顿，第10页) 道德原则真的会因此解体吗？这一点有些可疑，也与事实不符。尽管生活的恶劣情景不断质疑道德原则，但人类仍然信任千疮百孔的道德原则，这个顽强事实才更需要解释。“足够极端”的情况确实是道德处理不了的问题，但存在着道德对付不了的情况并不必然导致道德原则的崩溃。虽然道德系统包含内在矛盾，可生活同样充满冲突，两者之间反而有着呼应。正是因为道德系统内部存在着道德分叉而具有弹性，才反而得以应付多变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