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4日上午，MH17航班40名荷兰遇难者的遗体回国，皇室出迎，国家降半旗。一具遗体一具棺木一辆灵车，各由8名士兵抬灵，民众自发在马路边注视运送车队，汽车停车亮灯致哀。这种哀悼神圣庄严，荷兰人直面死亡和伤痛的姿态令人动容。 别说“不要怕，有我在” 荷兰人对待恐惧、伤痛和死亡的态度，说简单点，就是“直接面对，彻底承受”，几乎没有“善意的隐瞒或谎言”，这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如果一个老年人被诊断为癌症，那么医生一般会先告知家属，而不是当事人。但是在荷兰，只要当事人神志清醒，医生都会直接和当事人交流，然后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告诉家属。 在日常生活里，荷兰父母也是向孩子忠实地呈现现实，而不是借助自己强大的信息过滤权，决定哪些是孩子该知道的，哪些是孩子不该知道的。中国的孩子在遇到可怕的事情时，多数父母会简单地对孩子说：“不要怕，有我在呢。”心理学家认为，这样说，其实是一种没有长远价值的安慰和逃避。因为这句话虽然让孩子得到短暂的慰藉，可是无法帮助他解决恐惧的根源，况且父母不可能随时永远都在。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父母和孩子讨论恐惧，将恐惧肢解，细化地提出“不要怕”的具体解决方案。荷兰父母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他们会和孩子交流，“你怕什么？你觉得那个东西为什么可怕？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不怕”等等。这种方式对小孩子怕黑、怕虫子，怕一些具体的东西很有用。孩子认识到这些东西并不可怕时，会慢慢建立起识别和面对的意识，心理开始逐渐成长，并强大起来。 “孩子，我和你一样害怕” 如果孩子的恐惧是更深层次的抽象的情绪，如亲人的死亡，就是另一种处理方式了——在孩子面前，父母要敢于承认自己的恐惧，让孩子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恐惧无法避免，采取措施也不能解决问题，要想淡化恐惧，只能依靠时间。 我一位朋友的儿子6岁，总是担心患癌症的外婆去世，怕得睡不着觉。他妈妈抱着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和眼泪，对他说：“我和你一样，也感到害怕。不过，外婆现在不是还在我们身边吗？所以，我们得好好珍惜外婆在的每一天。你要好好睡觉，明天才有精神去医院看外婆，对不对？” 在这里，我要加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在孩子面前做“最优假设”，别说：“外婆在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你要相信医疗，相信科学，外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种说法，完全不负责任，它虽然给予了孩子希望，可如果现实不是这样，对孩子的打击会更大。 “孩子，你爸爸死了” 在荷兰，无论孩子多小，父母都不会向孩子隐瞒家庭重大变故的消息。孩子的亲人去世，家人就会明白告知孩子什么是“死亡”，不会骗孩子说出差了、出远门了；父母离婚，谁生病了，也会直接告知孩子，并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先生是荷兰人，他的公司里有个员工叫桑德拉，桑德拉的老公在儿子Dirk 4岁那年出车祸离世了。 当天，桑德拉把Dirk从学校接回家，直接对孩子说：“你爸爸死了！今天，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事故，永远离开了我们。从今天起，家里就只有妈妈和你了，爸爸再也不会回家了。明天，我们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爸爸的葬礼，你要去给爸爸道别。我们的生活在短时间内会有些改变，比如这几天你暂时不会去上学；你会看到妈妈哭，也会有别人来咱们家，他们说不定也会哭，我尽量做到不大声哭。但是从此以后，家里有很多东西会和以前不一样。” Dirk听得似懂非懂，问：“那我过5岁生日的时候，爸爸会来吗？”桑德拉红着眼睛说：“不会了，爸爸死了，亲爱的。爸爸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以后的任何一次生日派对里。”Dirk大哭，桑德拉搂着他说：“宝贝，妈妈也很难受，可这件事的确发生了，我们只有一起面对。” Dirk参加了爸爸的葬礼，给爸爸的棺材上撒土说“再见”。可是因为他太小，之后还是经常问起为什么爸爸不在，桑德拉每次都强调说爸爸去世了。我看不下去，劝她不要勉强。可我先生非常赞同桑德拉的做法，说必须要反复重申这一点，要让Dirk真正明白什么是亲人离去，这样对他有好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决定了他必须比其他孩子更早地了解死亡，他应该尽快学会接受。 Dirk大概在4个月后，总算接受了父亲离开的事实。桑德拉每周都会在亡夫遗像前的花瓶里插上一束白玫瑰，而Dirk每天都会给鲜花换水，他说：“就算爸爸再也不能来看我，我也会永远想他。奶奶说了，在没有爸爸的时候，我们也要快乐地生活。” Dirk现在已经9岁了，爱好跆拳道和弹钢琴，喜欢吃炸鸡腿和小羊排，和妈妈、继父还有妹妹一起生活。他依然每天给爸爸遗像前的鲜花换水，生日时，他会在遗像前多点一支白蜡烛。 绝不能说他“可怜” 在这种“直面伤痛”的文化里，“受伤”不再是孩子撒娇的理由。若孩子的伤痛和挫折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外因造成的，大家都会关爱、支持，一起面对，想办法改善，那个凝聚力的正面能量之强，特别让人感动。若孩子的伤痛是因为自己不守规矩造成的，家长几乎完全不同情，也不心疼，而是非常“狠心”地让孩子自己反省，接受教训，彻底承担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