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5)02-0073-09 1922年11月30日，黎元洪收到这样一封电报，其电文如下：“大总统钧鉴：鄂军拥公倡义，首造共和。阳夏鏖兵。曾不知抛却头颅几许，而我公安富尊荣、深居高拱，对于当年患难与共之俦，任其转死沟壑，而不加援手，则我公‘有饭大家吃’之宣言，其将何以自圆其说。民国二年，我公堕项城术中，只身弃鄂，当时项城曾给军费五百万元，交公支配。事隔多年，迄未蒙将用途明白宣布。同人等日暮穷途，无计资生，敬恳将此款用途，明白宣布，以昭大公。迫切陈辞，诸维垂鉴。鄂军辛亥起义同人公叩”[1]。 这封电报全文刊发在全国影响最大报刊之一——《申报》上。当时，黎元洪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且是第二次出任大总统。此前，作为首义功臣的他，曾被视为“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2]、“首义伟人”[3]。而现在人们透过这封电文看到的黎大总统，却是一个对待曾经与自己一起血战辛亥首义沙场，如今却“日暮穷途，无计资生”的众多辛亥首义同人“不加援手”——见死不救、有福独享的忘恩负义之辈。并且，还有吞没五百万元巨额军费之嫌。 不难想象，对于黎元洪而言，这封电文带给他的应该是莫大的尴尬。那么，按照常理，这是一种足以令人气急的尴尬。然而，黎大总统的反应出人意料——竟然只是“一笑置之”[1]。这究竟是黎元洪善于应对媒体而表现出来的故作不屑，还是“事实俱在，任尔等评说”式的淡定呢？依笔者之见，应该是后者，并且是尴尬之下的万般无奈。因为在此之前，黎元洪虽然未能做到“有饭大家吃”，但也决非“对于当年患难与共之俦，任其转死沟壑，而不加援手”的忘恩负义之辈。他在抚恤辛亥首义同人方面，还是做过了相当的努力。只是在当下，他黎元洪虽然位高，却似乎很难再措手了。这，不是无奈么？ 实际上，这些自称“转死沟壑”的“当年患难与共之俦”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困于生计的辛亥首义伤军。既然黎元洪并非“不加援手”之人，那么，他究竟为辛亥首义伤军做过什么？他是如何抚恤辛亥首义伤军的？黎元洪尴尬的背后说明了什么？这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同时，本文将以此为中心，扩大论题的范围，论述黎元洪是如何抚恤辛亥首义伤亡军士的①。 一、黎元洪督鄂期间对辛亥首义伤亡军士的优恤 (一)设立毕血会，抚恤辛亥首义伤亡军士 在民国时期，毕血会亦称“鄂军毕血会”、“中华民国鄂军毕血会”[4]269、“铁血伤军毕血会”[5]209。它是民国元年成立的抚恤辛亥首义军士尤其是伤亡军士的组织。其第一任会长是蔡济民，副会长是王文锦、徐达明。 1.黎元洪下令设立毕血会。 有关毕血会的创立者，众说不一。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 说法之一，毕血会是未得安顿的闲散辛亥首义军士自行组织的。如《武汉市志1980-2000》载武汉毕血会云：“1913年1月，由于黎元洪的大量裁军，许多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的官兵被迫退伍。这些人因谋生无路，对当局不满，于是在武汉集结数百人成立该团体。……黎元洪怕毕血团借故闹事，先是答允给9年恩饷，后采取镇压的手段于该年5月强行撤销。”[6]508《辛亥首义史》沿用了这种说法：“1913年春节期间，黎元洪又被乞丐团将揭竿而起的言传搅得惶惶如临大敌。起初，黎元洪大量裁军中，许多武昌起义的官兵被迫退伍。这些人因谋生无路，对当局不满，便在武汉集结为数百人的毕血会，逗留不去。黎元洪怕毕血会借故闹事，便答应给九年恩饷，要该会解散。”[7]357显然，这种说法始终将黎元洪置于被动及与毕血会完全对立的地位，与史实不符——关于此点，后文将有所论述。 说法之二，毕血会是民间组织、官府批准的团体。《辛亥革命辞典》中云，“民初湖北首义将士组织的团体，1912年春南北议和达成后，为安置解职军人，由黎元洪批准成立毕血会”[8]370。此说有一定的依据。因为“中华民国鄂军毕血会之关防”是“请大都督颁发”的[5]。但是这种说法，也有质疑之处：团体是相对于政府机关而言的，那么毕血会是民间团体吗？ 说法之三，毕血会是黎元洪直接下令设立的。根据这种说法，毕血会是官方组织。《民立报》称：“武昌军政府各部办事诸人，多以意气用事，党派各分，攘权争利，无所不至。内务部之风潮正烈，而军务部之决裂又见。窥其大势，不弄至同归于尽不止。……是以外间有第二次革命之说。黎副总统因维持大局起见，诚恐闲散将士串同为患，将三十二标及三十一标(系由四川回鄂)一律改为近卫军，除饷银照发外，每名给予津贴五元。一面饬办毕血会，招集闲散将士，编选毕血士，约计千余人，妥为收留，以安其心。惟未能为之位置。二次革命之说，仍未稍息。又令三十二标及卅一标老军组织教导团，以示尊重之意。”[9]值得注意的是，《民立报》是党人所办的报纸，如果不是黎元洪下令所为，该报应该不会将优抚辛亥首义将士这样的好事，归结到他们并无多少好感的黎元洪头上去。 《申报》载：“鄂省起义后，有功将士至夥，虽练有八镇，犹不能安插无遗。是以黎副总统特创毕血会，召集赋闲之起义将士，优给薪饷，设馆招待，俾免鸟尽弓藏之叹，计收罗有一千余人，分为八区，聚集一处。”[10]所载可谓具体而详实：收罗的军士数量成规模——一千余人，分区而居，并且要“领饷”的，而且是“优饷”。这显然是黎元洪主动笼络诸辛亥首义军士的举措，是军政行为，不可能是民间性质的团体行为。如果是民间团体，这开支不菲的薪饷源自何处？《申报》另一则刊载毕血会布告的报道中，更明确地指称毕血会为“鄂军政府毕血会”[11]。并且，当时报章所载的这一说法在辛亥首义将士的事迹中，可以得到应证。《陈国桢事略》载，“旋因副总统体恤倡义志士流离失所，特仿美制，设立毕血会，委充带领招集同人，君即热心从事，广为搜罗，盖欲安抚众士之心也。迨该会改编两团，派君为第二团团长”[12]204～205。陈道行参与筹组毕血会，调查阵亡将士，招纳闲散军人，他曾被举为毕血会第二团团长并代理毕血会会长[13]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