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5)03-009-7 在西方思想文化中，proletariat(英语和德语)和prolétariat(法语)一直追溯其古罗马的词源proletarius，都是囿于社会阶层的语义，理解为因财产多寡而划分的“无产者”。①惟有到19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认识论来全新理解并运用proletariat，视之为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换言之，proletariat对译汉语言中的“无产阶级”表述，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语境才得以理解。当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时，无产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无产阶级政党甫一成立就立即深入人心，并获得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对此后中国革命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显然，理解中国语境的无产阶级观念，既涉及到认识论的阶级分析框架，又关系到迻译proletariat的历史过程。 然而，无产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与传播有其更早的历史展开，为其后来的广泛传播奠定社会与知识基础，由此才不至于断裂式地理解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学说史与革命史。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而proletariat与任何外来词一样，需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沉淀，其译词才得以实现本土化。那么，在近代中国，外来的阶级观念是如何引入的？迻译proletariat是如何本土化的呢？二者又是如何结合起来，并且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得到完整的表达，最终在近代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并接受？通过检视相关史料文献，本文首先探讨阶级观念如何引入到近代中国知识界，知识界如何以此来分析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proletariat在近代中国所重点指代的社会群体，即从“平民”到“劳工”、再到“无产阶级”的范畴变化，把1898年梁启超最先表达阶级观念视为开端，而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视为成熟，期间的24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以此考察近代中国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展开过程。本研究有利于钩沉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学说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的前史和基础，探索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历史形成，比较无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与19世纪西方世界之间的社会范畴差异，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独特的无产阶级基础和随着社会政治格局变动而出现的革命主体变化。 一、阶级观念的近代形成(1898-1906) “阶级”在中国古代既表示“台阶”，又表示“(官员的)官衔和等级”②，在近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中国近代最早的“新术语工具书”《新尔雅》解释“阶级”时将其视为日语借词③，并放入“释群”的篇章中：“区分人群为数等，谓之阶级。”[1]“阶级”新语义的使用，始于1898年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创办的《清议报》：“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2]，“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3]梁启超对“阶级”新语义的使用表明，人群有“高等与低等”之分。这意味着，该词虽然保留“台阶”、“等级”、“官位”这些自身传统所具有的等级含义，但已经引申到社会人群中的群体等级划分。这种用法也体现在其他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欧洲古时皆阶级之国也。国之主权，不存于少数之君主，则存于少数之贵族；平民虽多，皆服贱役为奴隶，无政治上之权力也……”[4]《新尔雅》(1903)指出：“享群中优特权利之阶级谓之贵族，不能有完全人格与物类同待遇之阶级谓之奴隶。”[5]因此，君主贵族被归为“上等阶级”，平民被归为“下等阶级”，以体现“阶级之国”。 “阶级”的新语义刚被使用时，首先呈现等级之分的对立群体是“君与民”(或者贵族、官吏、政府与民相对)。《国民报》刊登《说国民》一文：“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诚如是，则上可以绝独夫民贼之迹，下可以杜篡逆反叛之说”[6]。该观点明确反对君主专制，将处于上等阶级的“君”称为“民贼”，唤起处于下等阶级的“民”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表达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国民”是这个时期对于“民”的主流称呼，主要相对于“奴隶”而言。多数时政文章介绍法国大革命事件，希望国民不要像奴隶一样习惯服从君王的专制：“吾今而后知专制君主之压制国民不足畏，腐败官吏之鱼肉国民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并以“奴隶和国民”二者区别来警醒“民”要当平等的国民而非处于下等阶级的奴隶：奴隶无权利，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7] 由“阶级”新语义所引发的等级群体意识，不只存在于“君与民”之间，还存在于“列强与本国”之间：“曰国民，曰奴隶，国民强，奴隶亡，国民独立，奴隶服从……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8]。“革命者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满洲人之中国也，吾已为满洲人之奴隶，满洲人又复自奴奴人，不使中国人沉于重重奴隶狱中不止。”[9]“中国乃奴隶之中国也。”[10]文章越是痛批中国是奴隶，越是希望能警醒中国人，不要做外国人的奴隶，发挥四万万同胞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奴隶”是当时汉语谈论等级群体的高频词，一指国民的奴性，二指中国的地位，奠定了近代中国救国的言论基调。知识精英使用“阶级”一词强调等级意识，其目的并不是承认群体等级的合理性，毋宁说是颠覆社会等级制的合理性。国家被列强所压制的命运，使得知识精英们从本能上同情被压迫的群体，即“下等阶级”。在这样的语境中，下等阶级所指代的弱势群体代表着“被压制的正义”，而关于上等阶级的描述则流露出贬义的色彩。在这种刚刚生成的阶级观念下，“君与民”、“列强与本国”成为中国近代人们最早关注的阶级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