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3-0108-11 源于佛教、兼具“方位”与“流变”时空含义的“世界”，从19世纪后期开始，经过与“天下”、“万国”、“泰西”、“西洋”等词的联系混用，逐渐约定俗成为指称中国以外广大地域的重要概念。这一看似涵盖广泛的地域指称名词，却并不一定包含地球上的所有地方，而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虚拟性。此外，还包含非具体空间的抽象意义，且在不同的语境下变化出种种丰富含义。“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等观念作为一种深层意识乃至认识框架，常常制约着近代中国对自我定位和未来方向的认识，已经引起有识者的关注。① 已有世界语运动的研究，大抵分为两类，一为亲历者不无深情的追忆，一为局外人带有反思的审视。前者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世界语在中国发展的大概史实，②后者则从团体活动、文字改革、思想文化大背景等方面展开论述。③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关怀之一，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此为主题，从名称流变、理想寄托和终极关怀等层面，顺时序地考察“世界”及其相关观念在世界语运动中的虚虚实实，及各种或隐或显的表现背后的意蕴，可以挖掘世界语运动的思想文化内涵，展现包含地域而不止于地域的“世界”观念如何体现于倡行者各自的言论行事之中，从而试图将一些看似不言而喻实则言人人殊的观念还原于历史。 一、虚实相生：清季十年间世界语其名其物的引入与讨论 海通以来，轮船、火车、电报等工具广泛使用，国际间的交流无论深度广度都非往日可比，语言上也渐渐发生一种需要。1887年，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正式公布其创造的一种人造语言，并将其定名为“La LingvoInternacia”，意为“国际语言”。后来人们将柴氏发表该语时所采用的笔名“Esperanto”(意为“希望”)作为这一新语言的名字。所希望者，照柴氏自己的追溯和历次世界语大会的主旨，乃是超越国界，消除隔阂，实现人类相爱如一家。这与柴氏生活在多民族混居区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也因应着欧洲内部不同民族和平相处的追求。欧洲的经验与探索，最终辐射到亚洲，经日本人发端，中国人逐渐以“世界语”之名来称呼Esperanto，引起有关“世界”观念的一系列丰富表现。 清季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国际交流中语言的重要。1900年，清朝驻美大臣伍廷芳在费城书院演说，“综览环球之大局，默验人情之向背，谓宜定万国通用语言为各国人民交易往来之用耳，此固极省事之办法。”[1]伍氏之“万国通语”乃“万国通用语言”的简称，并未固定为专有名词，也并非指称Esperanto。到1905年，留日归国学生戢元丞等编辑主持的《大陆》刊出《世界语》一文，以“世界语”为标题，分节介绍其发明者与构造时，却以“爱斯泼拉特语”音译相称，除标题外，通篇不见“世界语”字样。可见，所谓“世界语”并非Esperanto的专称，而是描述，与辑录欧美近闻以成“世界谈片”之“世界”一样，意谓欧美那个世间，此时的“世界语”之名并未约定俗成，更谈不上习以为常。据称：发明者有感于自身经历，“怀抱四海同胞之主义，此所以着手于实际同语”，“爱斯泼拉特语为万国语之用途”，“构造极为简单，苟稍通外国语者，凡一月即可以得学之”。[2]“四海同胞主义”与“极为简单”，一则精神内核，一则实际效用，既连接欧美世界语运动所寄托的“希望”，更成为后来十余年间提倡与反对世界语者反复争辩的两个基准点。 1907年，第三次世界语大会在剑桥召开，署名“醒”的作者在《新世纪》上撰文记述，多方面渲染会议的盛况和世界语的流行。该文以“万国新语”指称Esperanto，所记柴门霍夫12日的演讲，“大致谓万国新语通行之后，实能改良国际之感情，增进人道之幸福”。19日演说则称，“新语通行之后，各国便不致再有误会之事。误会之事既少，则战争之事可息。战争既息，则所谓大同之境界不难立致也。总之，吾辈宜以爱世界为真爱，爱本国为私爱。若专私其所爱，而不知博爱，则非吾辈所取也。”[3]这是较早对世界语大本营相关情况的介绍，名称用汉语意译，敏锐地捕捉到世界语消融国界的理念。 《大陆》的《世界语》不过昙花一现。1907到1908年，创办于巴黎的《新世纪》在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党人的主导下鼓吹Esperanto，主要还是用“万国新语”之名。有意思的是，“万国新语”之外，还有“中国新语”。署名“前行”者来稿提出，为推行万国新语而发起中国新语，作为从中国语到万国新语的过渡。[4] “万国”在中文古典中本来指众多“封建诸侯”，元代曾指称外国，明清以后渐渐对应世界各国。19世纪以来，西力东渐之下，国与国之间的对应感渐强，传统的天下格局受到冲击。1864年总理衙门刊印《万国公法》，以西欧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新秩序被中国人接纳。[5]从某种意义上，万国新语同万国公法一样，以欧洲经验为实质，却有着“万国通用”的意象，前者以一个“新”字，更寄托着进化链条上更加先进的期待。而中国与万国对言，中国置身万国之外，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广泛的历史影响，且与后来的“中国与世界”一脉相承。 同一时期，日本的世界语运动开始萌发，在日中国人参与其中。1906年，日本翻译家二叶亭四迷出版了日本最早的Esperanto自习本《世界语》，④“世界语”之名在日本开始流传。同年，无政府党人大杉荣在狱中开始学习世界语。出狱后，他在杂志上连载有关世界语的消息，在东京本乡小学开办讲习会，据说有中国人参加。从1908年4月6日开始，大杉荣还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留日学生刘师培家里开办世界语讲习会，刘师培何震夫妇、张继、苏曼殊、景梅九等人参与其中，他们主办的《衡报》对世界语大加提倡。Esperanto以“世界语”或“世界新语”之名在少数中国人当中传播开来。[6]当刘师培提出“今欲扩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说文》一书译以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时，[7]Esperanto与“世界语”并用。今日几乎所有涉及世界语的论著都称Esperanto最初汉译为“万国新语”，“世界语”之名乃沿用日本说法，基本事实或在于此。对刘师培等人而言，无政府主义的共同信仰，加上时空与人事的机缘，其沿用日本称谓的“世界语”，本属自然之势，但更多的中国人沿用之后，自觉不自觉的变化就更加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