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五年(1372)，琉球接受明太祖诏谕，中山王察度派其弟泰期使杨载入贡中国。①永乐元年(1403)，琉球世子武宁遣侄三吾良叠讣告中山王察度薨。次年，明成祖遣行人时中赴琉球吊祭察度，“赙以布帛，逐诏武宁袭爵”。②此为琉球“始受册封之大典，著为例”。③此后，明清五百余年，每位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④而明清政府也多应其请，先后派遣册封使臣23次、43人前去主持册封大礼，从而形成了中琉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朝贡和册封关系。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萨摩藩岛津氏出兵入侵琉球。萨摩军攻占首里王城后，大劫七日，一切可动财物，如典籍字画等，全部装箱运走。萨摩军将琉球尚宁王等百余官员俘至鹿儿岛，直至1611年尚宁王等被迫出具效忠“誓文”后，才得以释放生还。此后，萨摩藩强占琉球北方鬼界、大岛、德岛、永启岛、与论五岛，迫使琉球每年向萨摩藩纳贡，并盘剥中琉间朝贡贸易利润。1632年始，萨摩藩在那霸设立“在番奉行”，“以监视[琉球]内政和督励进贡贸易最为重要”。⑤不过，江户幕府和萨摩藩顾忌当时琉球王国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更为了攫取中琉贸易的实际经济利益，对入侵琉球采取了隐蔽政策。于是，琉球被迫以两属的形态维持其王国体制。 19世纪中下叶，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从而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的日本很快产生了吞并琉球王国的野心。1872年，日本突然宣布将琉球国王改封为藩王，并于1875年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赴琉球，命令断绝琉球与中国的册封关系。为避免亡国命运，1876年琉球国王尚泰密遣向德宏等人前往福州，报告日本阻贡行为，并请求救援。琉球王国在华复国运动就此展开，并持续近20年。 有关清末琉球在华复国运动的研究目前在我国仅散见于个别学者的研究专著及论文中，而日本学者，尤其是冲绳学者有关此问题的许多研究值得借鉴。⑥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琉球救国请愿书集成》以及清末中日外交交涉的史料等原始资料进行重新解读，以期对清末琉球在华复国运动进行深入探究。 一、琉球复国运动的缘起 1868年，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权宣告成立。同年，改元明治。很快，日本新政权便相继公布了一系列旨在对外扩张的基本方针，宣称：“国威之立与不立，苍生之安与不安，皆在朕之尽与不尽天职。日夜不安，寝食甚劳心思。朕虽不肖，然欲继承列圣之余业、先帝之遗志，内以安抚列藩百姓，外使国威耀于海外……外国交际，有如布告，将来处置，尤为重大。为天下万姓，朕欲凌驾万里波涛……誓将国威振张海外，以对祖宗先帝之神灵。汝等列藩，当佐朕之不逮，同心协力，各尽其分，奋为国家。”⑦明治三年(1870)，日本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其“征韩论”中更是露骨指出，若以日本为一大城池，那么，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可为皇国之藩屏也”，“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唾手而取也”。⑧ 很快，日本就开始了吞并琉球的一系列准备活动。明治五年(1872)五月三十日，在日本政府通过鹿儿岛县向琉球国不断加压迫使其实行所谓“施以适应因革厘正之政”的同时，时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也向明治政府建议，要求采取措施变琉球王国为日本所属，“速收其版籍，明确归我所辖，扶正制度，使之国郡制度、租税调贡等，悉如内地一轨，一视同仁，以治浃皇化”。⑨与此同时，在日本政府指示下，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派遣县吏，携带其信件劝琉球王国尚泰遣使到东京庆贺明治新政权。 明治五年(1872)九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借不明真相的琉球正使伊江王子尚健、副使宜野湾亲方向有恒等人抵达东京拜见天皇之际，突然宣布改变以往的日琉关系，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华族。天皇颁诏称：⑩ 朕膺上天景命，克绍万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临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乞类相同，文言无殊，世世为萨藩之附庸。而尔尚泰，能致勤诚，宜与显爵，着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咨尔尚泰，其任藩王之重，立于众庶之上，切体朕意，永辅王室。钦哉。 明治五年壬申九月十四日 这是日本强行改变日琉关系并为吞并琉球迈出的第一步，而1871年的“牡丹社事件”为日本进犯台湾继而吞并琉球提供了最佳借口。 1871年9月，琉球太平山岛人遭风飘至台湾，误入牡丹社被原住民围杀54人，余12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后被送至凤山县衙门妥当安置，并辗转护送至闽省馆驿，候船送回。之后，福建地方政府下令台湾镇府道，对牡丹社原住民见人嗜杀的陋习认真查办。(11) 虽然历史上台湾原住民嗜杀遭风飘至台湾的琉球人或其他登陆商客的事件时有发生，但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宣称要惩治杀害“日本属国难民”的台湾“生番”。清廷一方面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全权处理台湾事务，同时调集清兵及兵舰，加强战备。由于日本出兵在国际外交上较为孤立被动，同时亦顾忌清廷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因此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清朝一方，也担心“兵连祸结”，故也希望通过谈判尽早了结此事。最终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积极斡旋下，1874年10月31日，中方恭亲王奕与日方大久保利通正式签订了《北京专条》。大久保利通归国后不久，即于1874年12月15日，向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有关处置琉球的新建议，即强令琉球国断绝与中国之关系。 1875年7月10日，在大久保利通的直接指挥下，内务大丞松田道之等抵达琉球那霸，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今后禁止隔年向中国朝贡、派遣使节或清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今后藩王更替时，禁止接受中国册封；琉球应奉行明治年号，年中礼仪概当遵照布告行事；为调查实施刑法定律，当派遣二三名承担者进京；废止福州琉球馆；在琉球设置镇台分营；以及要求琉球王进京谢恩；按照另纸规定，实行藩制改革等。(12)对此，琉球方面反复与松田道之交涉，不肯断绝与中国的关系，要求保持琉球国体、政体。8月5日，琉球王尚泰特意致书松田道之，内称“今后不得向中国进贡，不得派遣庆贺使节，禁止向中国请求册封，必然弃绝父子之道，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实乃心痛。请谅察前情之实，准允向中国进贡、派遣庆贺使节，以及接受中国册封等一如既往……而谓藩制改革，则小邦人心迷乱，每事不周……请与内地有别，一如既往”。(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