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台湾问题中英交涉与外交折冲　　

      中图分类号：K2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2-0073-15

      道光年间中英交涉重点涉及台湾问题，特别是台湾之战的真相。实际上，其时伦敦新闻只对台湾问题上中英军事有所涉及，见1843年3月1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第2卷第49号刊发“The Island of Formosa and the British Factory in Canton”(即福摩萨岛与广州十三行)，Formosa即指台湾岛。该稿件称：“在最近经陆地邮件送来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个事件严重威胁了我们所希望恢复的英中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这就是在与中国东海岸多山的福建省隔海相望的福摩萨岛上惨无人道地屠杀英国公民的事件。”对于台湾问题缘于英军侵略台湾，还是英商船触礁，却含糊其辞：“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英中战争发展到高潮的1841年末和1842年初，有两艘英国船只——‘内尔布达号’和‘安号’——在福摩萨岛海域触礁沉没，除了在登岸过程中有少数几位溺毙之外，这两艘船的船员中有297人是活着登岸的，其中有14名是欧洲人。可是在停止敌对行动之后，这些人当中只有10名幸存者被移交给了英国方面。”[1]据报道，“死难者中绝大部分是印度人”。[2]该报评论云：“福摩萨岛的美丽富饶更衬托出这次屠杀事件的残暴性。”[3]中英台湾战争的真相是什么，似不明确。

      一、问题缘起：台湾问题中达洪阿及姚莹等抗英是否存在“冒功妄杀”

      关于道光年间中英台湾之战，学界有争议。1986年第11期《历史教学》刊发世博、伯钧的《达洪阿等台湾抗英及“冒功”冤案》，认为是冤案。持此类观点的论著还有一些。另一种说法大致认为，达洪阿等所谓台湾抗英有“冒功妄杀”之嫌，尤其涉及达洪阿、姚莹等对侵台英船安妮号的大安港战役，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李永玉(博士生)引据当事人英人颠林(英安妮号船长兼军事首领)的航海日记：“1842年3月8日，安妮号由舟山开往澳门。10日(即农历正月二十九日)晚上开始降大雨，激起风浪。次日上午10时，它触礁漂流到台湾洋面。不久，他看到船已经搁浅，再不能驾驶，遂与其他船员57人带着各种武器和干粮，乘救生艇离开。他希望赶紧夺取一两只渔船，以搬运安妮号的贵重物品。他们顺利上了岸，4人一组沿着海岸寻找可用的渔船。他们找到两只渔船，但3名船员已无踪影。此时，许多居民和‘恶棍’乘坐小船到安妮号夺取船上的贵重物品，另有些人则举着枪、剑、长刀包围了他们，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连衣服都剥光。后来，一个官吏率领一群军人将他带往淡水厅。”根据这一资料并附其他，他得出多个结论，关键如下：“……姚莹、达洪阿所说的张从等人根本和安妮号没有关系。……安妮号先触礁漂流到大安港附近，因为搁浅不能再驾驶……从反映的情况看，姚莹、达洪阿的报告多少有些夸张不实之处。”[4]此文属“读史札记”，但刊发于《历史研究》，颇有影响。李永玉论文成近年来达阿洪等抗英属“冒功”的典型之作。可见，道光年间台湾事件，涉及英船目的是通商还是攻台？是否若颠林所谓英船被风迫入台并触礁？这关系战争责任是清方还是英方，涉足国家主义立场。

      道光年间的外交涉及中英在台湾是否真的发生激烈的战斗，台湾事件亦涉及英方涉台船只为兵舰还是商船等，两派观点对立，中英皆有英方涉台当事人颠林等的口述或“自发的”日记等凭证。英方为涉事者航海日记等，清方则对涉事英人审讯所得，此涉刑讯逼供。而英方所谓颠林日记的公布多在英使朴鼎查(系音译，下文另有译名，引文不做统一处理)，继《南京条约》为事件定性之后。且台湾抗英派姚莹、达洪阿为之下狱，很难想象此后英人颠林“自发”书写日记会与朴鼎查等对台湾事件定性有冲突之处。《南京条约》之后的中英关系的外交风向已变，不利于清方抗英将领。英方口供经达、姚奏折广为人知，包括英使朴鼎查麾下的颠林成台湾抗英将领的俘虏时为保命而向清方输诚交代，可设想《南京条约》后若无“航海日记”之类佐证，颠林何以再面对英军及其将领，回国又做何交代？同是颠林大安港之役的口供，看看道光二十二年(1842)达洪阿、姚莹等奏折：“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等语前来。(朱批：回思愤恨。由此观之，逆船系由浙而来也)。”[5]是年三月十四日，达洪阿、姚莹等向道光帝奏报二次英俘审讯及其口供，称此役“先后夺获并捞取大小铜铁夷炮十三门……又浙江营镌号鸟枪八杆，腰刀二十一把、破烂夷书二册，夷信五十三纸，同夷犯四十九名、粤东奸民五名，一并提解来郡”，[6]加以审讯，“据夷目颠林同管船大伙长律比、二伙长巴底时、三伙长科因谏坭供，系咭唎国间你地方人，颠林管驾三桅夹板船一只，系夷人烟沼跛本钱，以颠林为呷哔，向在广东售卖货物烟土。道光十九年间在望迈地方闻知广东严禁烟土，令大小夷船将所带烟土全行缴销，领事头目义律报知本国女王，以夷商置货多领国主本钱，年收税利一旦乌有，又不准通市，遂传谕各马头新祈波、骂叻格、梹榔屿、孟加辣、望结仔、叻即息辣、勿多力时，望迈即孟等各处，调遣兵船，派义律为大总管，伯唛为副总管，到广东打仗。望迈一处派船十九只，颠林即在其内。”[7]后战事变化，“颠林随同璞鼎喳至浙江，并未到过厦门。璞鼎喳在舟山住到十二月间，闻说本国的兵船到台湾鸡笼被官兵击破，夷人全数拿获，随叫颠林等兵船多只与黄丹(舟)前来探听，相机行事。并叫信用的广东汉奸刘相、苏旺写信一封，交黄丹(舟)带与台湾人张从，嘱同赖妈来、陈恶在地勾结人为内应，不料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船到台湾洋面，游奕数日，不见张从同赖妈来等有人接应。”[8]“诘以现获夷信多件，是何军情奸谋。据供都是夷人往来问候商量货价之信。”[9]这大体属事实，实际上整个鸦片战争即由所谓鸦片贸易引发，其时军舰兼商船不难理解。五月二十八日，按照四月初六日道光帝上谕要求，对颠林等复讯。“据供：该国王城地名兰邻……东北东南隔海之国甚多，颠林所知者，曰士林国、罗委国、叨伦国、颠麦一名黄郝国、什卑厘国、挞地厘国……”[10]这些地理知识符合实际。“其王现为女王，议国政之大臣曰马伦侍。其在浙江之统帅人名沙连弥璞鼎喳，其官为比利呢布颠剃衣弥，一切兵船听其调派。其次主兵官为赞你，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噶。又主船政官为押米喽，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哑敕力巴敦时。璞鼎喳系一等官，年得俸银一万元，以下分等递减。其在厦门者官为善用勒弥沙，人名时蔑，又称士勿，乃主船政之官。其在广东之香港者又为厘士列，即马礼逊，其人名赞臣。武为善用哈沙，其人名礼也时。皆受自国王而听命于璞鼎喳。”[11]“汉奸五人中，惟郑阿二最通夷语，黄舟能汉字，乃使郑阿二传颠林之言，以广东土音翻译出之，间有误者，颠林似亦觉之，而每指正其误，更(复)使律比等观所绘图，点首，察其情形，言似可信。”[12]这些情况大体与实际吻合，据此尚有附件《英及各国地图考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奏呈，夷务清本)。大安港之役当时就有涉及中英双方兵力等传闻及谣言，见是年八月初八日姚莹《再复怡制军言事书》，怡制军即后来查办达洪阿、姚莹等抗英“冒功”事件中的怡良。同日姚莹在《上刘中丞言事书》中称：“春间大安破获夷舟，兵民所得水中银物无多，其酋颠林供系璞鼎喳以番银九万、纹银六千来台购奸民为内应，并无百万及五十万之事。泉、厦所传，殊非确实。”[13]由此而论，已向清方输诚的颠林后在局面扭转的情况下有所谓日记，亦属情理之中。能否采信，可想而知。简言之，台湾事件涉及殖民者、被殖民者军事或商业利益上的正当性问题等，学界没有统一意见。而战争的真相，恰恰又与新发现的资料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笔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珍稀资料《来往文书》《台湾奏折上谕》，涉及英军侵略台湾及清方驻台的军事应对等中英往来的外交照会、奏折及其上谕等。下文分析这些外交文书的表达及其修辞，探究其时国与国之间外交人员或代理人其行动的谋划及其操作的策略，力图呈现外交背后的皇权意志或国家意志及其近代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