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开民智系时人呼唤自强的重要方略，企图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最终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为此，清廷和时人不仅致力于各类学堂的开设、新式学科体系的建设，更致力于学制改革，力求废除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此等新政，针对不同对象，具有不同内容。不仅有与开民智对应的开官智，更有与“内地”对应的“开边智”。此际开民智的对象主要指内地十八行省子民，开官智对象为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员，“开边智”对象则为蒙古、西藏等传统藩部地区的子民。学界对“开民智”“开官智”均有研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而“开边智”则少见成篇论文①，目前为止，主要有蔡风林《清末蒙古族教育》、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文，对内蒙古、新疆等地区蒙旗教育活动做过粗线条、笼统性论述，缺乏对各阶层(如清廷与蒙旗王公之间兴学之不同)、各蒙古地区(如内蒙古地区与外蒙古地区之不同)兴学活动做全方位、对比式研究。但“开边智”确属清廷在边疆地区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想借此实现开通风气、抵制外来侵渗等基本目标，更想借此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思想觉悟、增强统一国家之认同。但终因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至清政权彻底崩溃之前，仍未能成功实现以上目标。清末“开边智”属近代边疆民族史、教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之进行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开蒙智”属“开边智”的重要内容，“开边智”涉及对象不仅包括蒙边地区、藏族地区，还涉及回疆、西南等众多边疆民族地区。本文主要探讨各蒙边地区，借此管见清末“开边智”之全貌。基于此意，本文拟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探讨蒙古地区这一改良活动发生的背景、各界建议、各自实践情况及具体效果等问题。 一 清末“开蒙智”之诱因 清廷为何将“开边智”列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大诱因。 其一，应对边疆危机之需要。晚清以降，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不仅体现为蒙古等传统藩部受英、俄侵渗的增强，亦体现为蒙古的衰弱，与清廷关系的疏远。自光绪朝后，俄方对各蒙古地区的侵渗进一步增强。俄商不仅在唐努乌梁海等处建盖行栈数处，“又自光绪五年”春季以来，或三五十人或八九十人不等，在奇木齐克河北一带中唐努山内，刨挖金砂②。中方收回伊犁后，俄方又乘机加紧对西北蒙古地区的染指，科布多等处“沃壤之区，任听俄人挑割”③。同时期，俄方商人还开始在蒙古地区进行茶叶贸易，俄人出入蒙古，畅通无阻。“山川扼塞，早已行若户闼；货贩往还，久则人情益稔”④。甲午战后，中方又被迫将东清铁路铺设权、管理权让与俄方，直接导致“其铁路所到之处，即其兵力所到之处”⑤。庚子败后，俄方更抓紧机会对蒙边进行经济殖民。1860年，俄方在库伦等外蒙古地区仅有商行1家，至1903年，即增至15家⑥。此等殖民扩张行为对蒙古等传统藩部地区的影响甚大，导致蒙边极度空虚。如“俄商之在乌梁海贸易者，不计其数，建盖房屋，常年居住。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狲、貂皮、灰鼠，为款甚巨。致乌梁海来乌城呈交贡皮时，竟至无货可以贸易”⑦。而蒙古各部却日渐削弱⑧，各蒙古“僻处边陲，暌隔声教。耳目锢弊，窳惰成风。非但御辱折冲，一无可恃，即生聚教育，亦不能自谋”，“难望其久作干城之寄”⑨。当传统治边政策不能应对外敌，更难以依靠藩部固保边圉之时，如何通过“开边智”方式，让传统藩部地区的蒙藏等族人自行富强，改变中清以后羸弱状况，成为晚清尤其是清末清廷及时人力主“开蒙智”的原因之一⑩。 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压力和外人唆使下，各蒙古同清廷之间的关系也在疏远，即“蒙人宗教素信喇嘛，今之藏众或潜结外人，蒙志亦稍携矣”。各蒙旗渐有厝火积薪之势。“其狡而悍者，张胆为匪，抗敌官军。而各国之使，托名游历……一旦有事，不必其外衅也，即一二跳梁……已足为肘腋患”(11)。 乘此机会，俄方又通过教育、宗教等方式渗透蒙古，使蒙古各藩部与清廷关系更为疏远(12)。如俄方借“同教之说”，欲联络盟长压制全旗，“日倡平等之说”，“嗾使愚蒙者，自联社会”(13)。此间俄人赴内外蒙旗托言游历、阴做侦探者较多。呼伦贝尔一带，俄人数十名，由内蒙古达尔汗王旗取道黑龙江省西，往外蒙古车臣汗各境，“其徒党皆效僧侣装束，到处参拜佛像”“与蒙古喇嘛甚呢，踪迹尤密”。“此辈驻庙喇嘛，半系蒙旗贵族，有势力而又为蒙民所信仰，俄人结交之，以为愚弄”(14)。俄方又大规模吸引外蒙古等处蒙人，加入俄籍，加以保护，如清末东北各蒙旗蒙官商民人等，入彼籍者，“实繁有徒”，直接导致“沿边蒙人，私入俄籍者日多”(15)。据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调查结果显示，贝加尔州入俄籍者逾千人，乌里雅苏台、库伦两处达千七百余人，科布多、恰克图、葛顺三处共达二千余人。买卖城之人，所衣之服色，尽与俄同，削发者几有十分之七八(16)。 其二，藩部推行新政之需要。为拯救蒙古等传统藩部危机，巩固边圉，清廷及时人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对藩部推行新政，使藩部逐渐变成与内地十八行省无差别的地方行政区域。但此等新政不仅受财力、人力制约，更因“蒙古地处边陲，风气未开，习惯与内地异”(17)，颇遭阻滞(18)。这些新政，均是蒙人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此前闻所未闻，更未见习，且又将大大改变蒙古等传统藩部地区生活习俗，当然会遭到他们反对。如何说服蒙众，赞同此类改革，并尽量实现蒙古自治之目的，按清廷及时人观点，需开化蒙众，施行教育(19)。当时已有人认识到，教育不兴，已成为制约藩部推行宪政的不利因素。如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上奏清廷时就称：“自立宪限以九年，各直省均已次第依限预备。惟蒙旗，至今尚无萌芽。其故由于蒙民见闻闭塞，知识不开，内外各盟又复风气互异。”(20) 其三，化解畛域、融合蒙汉、增强国家认同之需要。清代治理蒙藏等非汉族，亦沿袭传统的治藩政策，将蒙藏等族划为藩部，施行与汉族不同的治理政策。其中禁蒙藏等习学汉字、使用汉名、通婚等，均是此等政策的重要体现。清廷本欲借此保护蒙藏等藩部，防其利益受损。但至晚清，随着各藩部的衰弱，几无力自保，更不能充当清廷的“活长城”。清廷欲通过移民实边、边陲设治等方式进行应对，但传统的蒙汉隔离、相互隔阂，不利于清廷政策的施行。即如清末阿尔泰地区，仍是“地处极边，自隶版图以来，鸿荒未辟，商旅罕至，纵横千里，绝无村落市廛”(21)，“草莱未辟，久等瓯脱”(22)，“哈夷则桀骜不驯，蒙古则罢茶不振”(23)。蒙汉隔阂，风气未开。同时，又鉴于俄方在各蒙古施行文化殖民政策，此时期时人亦建议抓紧“开蒙智”，增强蒙民的国家认同。“今日事且特殊，防俄之要，甚于制蒙。故于蒙不惟其有威服之能，而惟其有教育之功。盖蚩蚩万众，诚得识别文字，粗习礼义，则爱国之心自油然而生，虽驰羁絏可也。不然土习鲜卑之语族，昧祖国之文，其势且日骎骎北向，则虽将军何用哉”(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