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1-0072-15 一定的政治制度为枝叶，而政治制度所赖以存立的社会则为本根。若历史自然进行，则政治制度的变革会在社会变动比较充分的条件下展开。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很不充分，资产者与近代产业工人尚未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教育近代化刚刚初步推展，社会的人才准备与思想准备均不充足的条件下，由接受西方模式的近代精英，在强烈的危亡感的催促下，为着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而推行的，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改造与社会基础脱节的问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运动兴起，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造，以挽救民族危亡，推动国家现代化就成为最具影响的思想潮流。可以说自那以后，尤其是自庚子事变后，优先进行政治改造，以新式的政治体制来推动国家社会的现代化，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一段时间内中国思想的最核心的议题，政治改造思想也就成为此时期思想最核心的内容。 戊戌时期，康有为欲借用君权直接推动变法，而梁启超与严复的变法设计，重在开民智、开官智，似略有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路径的分野，但都颇重视由政治权力推动变法。庚子后，革命思潮兴起，革命派主张直接进行政治革命，他们把革命看作“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以及“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①将革命看作历史前进的发动机：“革命之于社会，犹轮叶之于汽舟……无革命则社会无进步。”②不少革命党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抱极大的热情，但较少深入思考革命之后的建设问题。革命领袖孙中山高出同辈革命党人的地方在于，他对此有系统的思考，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他主张先革命，然后在新政权的主导下，开展社会改造，尤其是开展地方自治，训练民众，以建立共和民主政治，试图结合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庚子后，梁启超曾一度偏重于“新民”，欲通过新民构建新制度的基础，可以说是社会改造为先的思路。随着革命思潮的发展，以杨度为代表的部分立宪派人士为对抗革命势力的发展，推动立宪之进行，乃提出请开国会。杨度之主张请开国会，其基本考虑有二：其一，欲与革命党争夺思想市场，争夺国家变革路向的主导权，必须提出与“排满革命”一样简单明了的奋斗口号，使之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使“头脑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立宪派的势力，才能与革命党抗衡。其二，只有请开国会，才能为预备立宪提出明确的核心任务，否则预备立宪范围广漠，政府可以种种无关紧要的事项之预备为拖延立宪之借口。只有开国会，才能建立责任政府，才能推动立宪的种种预备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③这种看法很快为多数立宪派接受，国会请愿运动迅速兴起，成为影响清末政局的重要因素。预备立宪也是政治改造优先论指导下的变革活动。对于预备立宪，清政府、立宪派以及立宪派内部，有缓进与急进之别。缓进派主张先完成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法律改革、教育普及等预备工作，然后开国会、颁宪法、行宪政，而急进派则主张必先开国会，种种预备工作才能真正开展。随着形势的发展，急进派越来越有市场。于是，政治改造猛进，社会改造则甚为迟滞。 在先进行政治改造，再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上，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主张颇为接近。这是清末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思想原因，也是辛亥革命之后，欲以强大的政治权力推动国家建设的强有力政府论蔚然成为思潮的重要原因。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中国思想界对于政治改造颇为迷信，人们“每谓政治具有万能，凡百施为，舍此无可假手”④，几以政治为唯一之奋斗途径。然而，举国精英专注于政治改造几二十年，所得之结果，去理想甚远，于是思想界乃有人对政治改造优先论提出质疑，遂引发民初思想界关于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争论。此一争论，颇能表现民初思想界在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困境，也颇能显现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一 政治改造优先论产生的原因 政治改造优先论在清末民初的出现，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层面看，主要是两个因素催生了政治改造优先论。其一，近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紧迫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国人普遍希望尽快改变国家贫弱的现状，实现国家富强。其二，近代中国属于后发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发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更多地具有自然发展的性质，政治变革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推展的；各国虽有竞争，但国际环境比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要宽松。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其资本主义发展与政治的近代改造，都是在外在模式的诱导下开展的，并且受到严峻外在形势的约束，受到国际资本的强大压力。德国、日本所采取的国家主导现代化的路径及其一度取得的成效，对于不少后发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具有示范作用。近代中国也选择了国家主导现代化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优先改造政治，是颇为自然的选择。在主观层面，政治改造优先论与当时思想界的几个认识紧密相关。 第一，甲午以后，新思想界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中国贫弱之根本原因在政治制度。洋务运动时期，敏锐之士即发现，西方富强有本有末，船坚炮利、制造工艺为末，而政教为本。到戊戌时期，这几乎是维新派的共识，设议院就成为维新派最主要的政治诉求。维新运动失败后，政治改造的欲求更不可遏止，有识之士坚定地认为，中国贫弱，而列强富强，根本原因是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而列强实行立宪制度。列强行立宪之制，国民可以参政，享受权利，可以建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能将国民打成一团，以整个的国家与我竞争。而中国行君主专制，君主孤立于上，国民无参政渠道，没有权利，只有义务，不能认同国家，只能以君主及少数官僚与别人之整个国家竞争。梁启超即说，中国之所以在与列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为列强竞争之客体，而不能为竞争之主体，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行立宪制度，已经构建了“完全之国家”，而中国行君主专制制度，尚未能构建起“完全之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改革政治，建构完全之国家，为对外竞争之第一要着。⑤这颇能代表当时不少追求政治革新人士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