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外基础研究政策的战略转向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很多国家在推出经济救市计划的同时，还纷纷出台了新的科学政策报告，制定了新的科技战略规划。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经济发展放缓、政府财务紧缩等问题，如何通过加强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来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为经济振兴奠定新的基础，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 尽管基础科学研究活动一般被理解为“没有应用目标”、“不确定性较强的”、“好奇心驱使的”的科学探索行为，但面临危机后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很多国家的基础研究活动也被赋予了新的功能，特别是在解决能源、气候、卫生等问题上更是被寄予新的期望。重新认识基础科学研究的现实作用，已成为当前政府投入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预期。 从布什的线性模式到斯托克斯的非线性模式再到OECD对于基础研究的分类①，人们对于基础研究的理解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同时，基础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松散”到“紧密”的认识转变。有学者甚至指出，新形势下，“国家在科学政策中的新角色已经变成与科学家合作，共同确保其资助的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1]。金融危机后，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判断已成为科技政策的热点问题，“基础研究是什么”、“基础研究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等根本性问题更是重新成为政府的政策设计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从金融危机后国外典型国家的科学政策设计中可以看出，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负载了解决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新期望，对于基础研究功能的“广泛化”与价值的“多元化”理解已成为当前基础研究战略决策的重要特征。与应对传统的气候变化、食品安全、能源枯竭等问题一样，基础研究的突破甚至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的有力工具。国外很多国家的基础研究战略规划不仅体现了对于基础研究内涵及其战略地位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对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战略研究、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新理解。正确、系统地分析研究新形势下基础科学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样也是新时期正确制定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政策的关键所在。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外基础研究的政策转向分析 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各国普遍面临财政紧缩的问题，在这种局面下，基础研究的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中显示出对于基础研究求“真”和求“新”双重维度新的价值考量，各国普遍希望通过推进基础研究为危机后的经济转型提供更多的“源头”创新。这在承认基础研究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同时，也暗含着政府对于高水平知识创新能力的追求，生产能够应对危机的“卓越的”和“有影响的”基础科学研究产品的新目标正推动着基础研究的功能目标、价值判断和治理路径等方面的政策转向。 (一)基础研究政策的功能目标转向 从万尼瓦尔·布什的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开始，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保障”以及“公共福利基础”的观点便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科技政策制定法则，“一个在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靠别国的国家，其工业发展将是缓慢的”[2]。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活动与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科技创新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更是成为很多国家的共同选择。但是近些年对于科技发展线性模式的批判以及美国对于基础研究溢出效应的“国家主义”保护，使得一些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一度紧缩；同时对于很多科学研究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担忧使得美国甚至一度中止了类似干细胞之类的基础科学研究。但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功能目标转向，基础研究的投资更加倾向于那些前瞻性的、卓越的、具有化解危机能力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早在2004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创新美国》战略报告中就曾指出，国家的创新投资应聚焦的三个优先领域之一便是那些风险性较高的、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基础研究。2007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绝对优势通过的《美国竞争法》也指出，创新活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基础研究的突破，并要求联邦政府通过资助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研究项目而达到创新的目的。金融危机后，奥巴马于2009年2月签署了《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该法案已成为奥巴马新政后重要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基础研究的突破改变整个美国的科技发展方式，比如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信息和互联网产业、生物和医疗产业、空间产业和海洋产业等。2009年4月奥巴马在国家科学院发表演说时也突出了基础研究对于新时期的国家安全、公众健康、能源及环境的重要性，“我们这一代为了21世纪的发展和繁荣所能做的工作，将始于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历史性承诺，涵括有声望的大学实验室到提供创新型企业的生长土壤”[3]。2009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中更是指出，为了确保投入效益的最大化，美国政府将对高风险、高回报、跨学科研究以及科研和工程的新从业人员提供更多的支持。而刚发布的2014联邦政府预算草案中对于NSF、DOE、NIST等三个主要科学机构的资助则比2013年增长了8％，达到了135亿美元[4]。 英国在布朗政府时期也早已意识到，“一切的关键是确认英国的科学和技术正处于这场即决定21世纪命运的工业革命的中心”[5]。金融危机之后，英国于2009年4月发布了名为《新产业，新工作》的政府报告，认为基础研究能够创造新的高技术产业，是解决未来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并指出政府“在2010年即将发布的新的《杰出研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中，将加大对于研究经济价值的考量”[6]。同年6月英国的创新、大学与技能部(DIUS)与商业企业及改革部(BERR)合并，组成所谓的“超级”部门——商业、创新与技能部(BIS)。可见，危机后英国政府正在不断寻求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将基础科学研究视为新形势下推动整个英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而这一切均源于危机后英国政府对于基础科学研究态度的转变，从最初英国的“强盛之本”，到新时期推动英国走出危机、打造新国家的“利器”，基础研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目标。危机后的英国创新文化中，基础研究已经实现了为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转化，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