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作 者:
付晔 

作者简介:
付晔,华南理工大学 科技处,广州 510640 付晔(1974- ),女,博士,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研管理(广州 510640)。

原文出处:
研究与发展管理

内容提要:

首先从科技资源配置的视角对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进行整体研究,反思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平台的部署呈现碎片化状态、重复建设、资源共享度低、难以维持正常运行等现象,指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科技资源配置过程的过度行政化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缺乏“协同治理”的稳定机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保障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关系,进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进行重构。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字号:

       科技创新平台是科技人才、科研装备、实验场地等创新资源的集成系统,在市场需求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共同形成的资源配置“力场”作用下,不同创新要素向着共同的目标主动集聚并发生交互作用,以达到整合增效的目的,从而支撑和服务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1]。我国自1984年开始建设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平台以来,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其多学科优势,承担建设了国家、部委、省市等政府部门设立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如侧重基础研究的重点实验室、聚焦技术开发的工程研究中心、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支撑的技术转移中心等。这些科技创新平台既有不同的功能,又较完整地涵盖了高校科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成果转化等整个高校创新链条,构成了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支撑了高校科技创新与服务社会活动。经过近30年的建设与发展,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规模有了较大的增长,发挥了支撑高校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载体作用。但与此同时,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日益严重:一方面,有些政府部门追求权力范围最大化,忽视平台的功能和定位,简单、盲目建设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平台之间功能重叠与功能缺失局面并存;另一方面,有些高校追求科技资源利益最大化,不顾自身的特色和定位,无序竞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导致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布局重叠、定位模糊、同质化严重,直接影响了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绩效发挥,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很多学者对科技创新平台的政策[2]、科技创新平台的运行机制[3-4]、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1,5-6]、科技创新平台的绩效评价[7-8]等开展研究。但鲜有研究从整体上考虑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顶层设计。对于高校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等一些基础性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可能也是当前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定位模糊、同质化严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如果没有真正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建设更多的平台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资源浪费。基于此,本文从科技资源配置的视角,反思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分析平台资源优化配置中需要处理好的各种关系,进而提出重构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议。

       1 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反思

       目前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已具有较大规模,根据《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相关数据,经国家和省部级批准建立的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的高校科技创新平台数量从2007年的3249个增加到2013年的6097个,这个数据还不包括从事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的科技创新平台。但与此同时,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在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方面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1)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部署呈现碎片化状态。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主要由政府投资建设,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环保部、信息产业部等多个部委都在高校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地方政府层面的科技厅、教育厅、省发改委等也设立了各类科技创新平台。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类别多达上百种,不仅包括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还有从事国际合作的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创新引智基地、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以及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等。

       表1以我国重点实验室为例列出部分平台,其中大大小小已有近30种重点实验室。但是,不同类别的科技创新平台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和有效衔接,平台资源投入呈现“单、小、断、散”的态势,资源整体配置效率不高。

      

       (2)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存在重复建设的现象。据相关统计,科技部设立的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有260个(截至2012年年底),设在高校的比重将近60%[9];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327个(截至2012年年底),设在高校的比重超过20%[10];同时还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02个(截至2011年年底)、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371个(截至2010年年底)[11]。此外,发改委设立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其他部委设立的重点实验室与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地方政府设立的省重点实验室和省工程研究中心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科技创新平台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复建设。有些高校正在运行的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设立的科技创新平台有100多个,实际上很多平台是同一个科研团队承担建设,既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又是教育部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甚至还得到了省重点实验室、市工程研究中心的支持。这种重复设立不仅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可能没有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同时也会受到边际效用递减的约束,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率。

       (3)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资源共享度较低,形成“孤岛”。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利用公共财政投入建设的高校科技创新平台资源分别隶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由于隶属关系的条块分割以及资金来源渠道的不同,各类科技创新平台的资源散落在不同高校和科研团队手里,科技资产部门化问题严重,科技资源使用往往限于部门或团队内部,不同高校的科技创新平台之间、甚至同一高校内部的不同科技创新平台之间,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资源共享度很差。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福建省重点实验室价值5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利用率仅15%左右,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利用率总体小于50%,且主要是实验室自身使用[12],这直接反映了科技创新平台的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度非常低,科技创新平台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孤岛”。这些“孤岛”使得平台的科技资源处于半封闭、半割据状态,无法发挥高共享度的平台功能,直接影响了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科技创新平台的信息公开程度较差,社会公众、科学界甚至平台共同体都难以清楚了解科技创新平台的数量及其科技资源拥有情况。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至今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公共网站,社会公众无法了解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地域、学科、依托单位等布局信息,更难以知道这些拥有我国最先进仪器设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技资源情况,而2009年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就已经逾20万台、总价值超过130亿元[13],但信息公开的缺失,进一步导致了这些科技创新平台的资源共享度差,也使得社会公众和科学界难以对平台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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