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伦理造就道德的人民

——当前中国道德现实问题的征候及治理对策

作 者:

作者简介:
田海平,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问题,江苏 南京 210096

原文出处: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国内学界对道德现实问题的关注主要围绕幸福悖论、分配不公正、道德冷漠、公民道德提升四大问题。问题域的还原为四个主题的调查提供了概念工具。调查围绕四个主题展开,即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引导机制,集体伦理—个体道德的现代性断层,道德冷漠现象的治理,以公平正义涵养道德。从391份问卷获得的数据表明,以公共伦理的重建造就道德的人民,应成为现阶段中国道德现实问题治理的路径依赖。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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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5)02-0005-08

       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之间的悖论性关联,一直是一个棘手的世界性难题。而从中国发展面临的道德现实问题看,如何在发展中治理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如何通过公共伦理的重构培育或造就道德的人民,是当前中国发展亟待解决的道德现实问题。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术界近十年来关于该问题的代表性论题有四种。

       1.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问题

       如何造就道德的人民?除了公民道德教育之外,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秩序、尊严和福宁(Wellbeing)是必不可少的。它涉及当代中国发展必须解决的“德—福”协调(“道德与幸福”一致)问题。研究者普遍注意到民生和社会正义是影响国民幸福感的两大主要因素。孙立平指出各种社会问题(食品药品安全、房屋拆迁、贫富差距扩大等)对国民幸福感产生了不利影响[1]。樊浩认为“无伦理”、“没精神”是令中国国民感到不幸福的根本原因[2]1-16。这些研究注意到了一个跨学科的重大课题,即“幸福悖论”课题:“更多的钱”是否意味着“更多的幸福”?我们认为,“幸福悖论”作为当前我国道德现实问题的意义在于,它突出了公共领域的伦理重构对于解决“德—福”难题的重要性——对一国或一地区而言,如果它的“伦理的公序”不能支持或造就生活于其中的道德的人民,国民幸福感即使有经济增长的助力,它最终必将面临一种结构性缺失而成为“画饼”。

       2.收入不平等与分配不公正问题

       公共领域的伦理构建面临“德—福”难题。究其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正问题。以公共卫生保健的资源配置为例,当它为高收入者提供过剩的优质保健而不顾及低收入者时,它所遵循的公共伦理的“法典”就隐含了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正问题。张海东的“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研究——以长春市调查为例”[3],怀默霆的“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4]的研究,李骏、吴晓刚的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5]项目的研究等,强调从分配公正的角度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公平观,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到底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还是一种具有启蒙性质的?第二,公平价值观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第三,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与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研究凸显了一个一直以来培育或涵养中国公民道德的重大的公共伦理议题——如何以公平正义的“伦理”涵养“道德的人民”?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当代中国发展在公共伦理的构建方面,必须全力推进“以公平正义涵养道德”的文明谋划,这也是一个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发展理念。

       3.道德冷漠现象及治理的问题

       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中,出现了日益突出的“道德冷漠”现象。公共伦理的直接现实关切就是道德冷漠现象的治理。万俊人主张从发展看待道德,对当前中国道德冷漠现象的观察诉诸一种社会转型伦理的视角[6]。伦理学界普遍关注近年来道德领域存在的食品伦理、医患伦理、交通伦理、学术伦理等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道德冷漠”现象引发人们反思道德良知、公民关爱他人、救助他人的道德能力,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的人际冷漠现象的关注。社会生活中“最美”现象的挖掘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葛晨虹从“道德冷漠”现象出发,将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成因概括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的原因、民众素质心态与社会舆论氛围方面的原因、制度机制和管理层面的成因、目前社会价值观理论文化交错影响方面的成因和“冷漠小社会”的特殊因素[7]。田海平从社会变革时期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话语的调查研究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8]。当前道德领域出现了引领社会风尚的慈善、志愿服务潮流,民众“向善”,主张大爱、正能量的现象与道德冷漠现象形成显明对比。这反映了公共领域以社会礼序的合理化为核心的公共伦理之构建的大趋势正在酝酿或形成之中。

       4.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素质提升问题

       随着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素质提升”日益成为十余年来我国道德领域最为突出的公共伦理课题。陈延斌从2004年开始对徐州城乡1050名8岁-17岁未成年人进行了调研,完成了《播种品德、收获命运:未成年公民道德养成的理论与实践》[9]1-11的调查研究。他的调查信息表明:我国青少年总体道德认知进步明显,在爱国守法、遵守公德、仁爱、诚信以及道德是非观等方面呈现积极正面的主观意愿和道德态度,但仍然存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脱节、公德实践及道德能力偏弱等方面的突出问题。黄健、邓燕华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2008年英国全国儿童发展研究数据,比较了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对社会诚信的影响,这项跟踪研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以经济效应影响社会信任之形成,英国高等教育以非经济效应影响社会信任之形成,进而得出中国高等教育应更多地通过强化个体对价值规范与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形成的结论[10]。刘波通过对高校青年大学生的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调查,提出了教育要倡导“以道德看待发展”的价值观并通过融进德育应对道德突出问题的结论[11]。这些研究表明,道德教育和公民道德素质引导机制的关键,是通过公共伦理的重构在道德领域促进公民行为的现代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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