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典型、树榜样、学楷模、立标兵等做法，一直流行于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现在和将来也没有消失的迹象。“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也是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然而，对典型手法的过度滥用，对典型人物价值的过度榨取等多种因素，使得典型的社会影响难现昔日的荣光。 我们必须正视关于“典型”和偶像的两个事实。一方面，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砸碎偶像本已有较长的历史，从尼采原版于1889年的《偶像的黄昏》[1]，到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世界的祛魅”，再到整个后现代思想体系对宏大叙事的拒斥与对典型和偶像的解构，无不对这个世界中的“魅影”加以无情地打击。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制造偶像的时代，一个偶像的类别和数量都出现了井喷的时代。似乎毋庸置疑的是，典型还远远没有过时。 从各级各地团组织关于在青少年中大力推进“中国梦”教育的活动方案来看，选树青少年典型成了其中的重要方法和内容。青年是典型的主要受众群体，典型作为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工具，其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和出路值得深思，反思典型的困境、寻找典型工作的出路，将有助于更有效地推进“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 一、典型的本质：典型是一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工具 树典型是我国党政机构广泛采用的一种治理方式(典型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范畴之一[2]，本文不涉及这一层含义)，也是共青团对青少年进行组织引导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3]。然而，政治与治理领域的研究者对典型的含义并未达成共识。综合起来，典型在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以下相互区别的含义。 1.典型是中国决策实验主义的产物[4] 政府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决定带有实验性质。这些决定以粗略的原则形式发出，只说明应该效仿的典型和达到的目标，并不对程序、形式等技术性问题做事无巨细的规定。典型成为制定和修改政策时所依据的事实的首要来源。“摸着石头过河”中最先摸石头的或者说是试点往往成为典型，试点成功之后作为典型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 2.典型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开的替代形式 一般情况下，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无论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整合还是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都会增强塑造典型的官方的合法性和透明度。增强官方合法性的功能是典型塑造者对典型的角色期许，这是关于典型的研究所关注的，但对于“典型是政治黑箱的变相公开”的观点学界却较少涉及。本文认为，通过典型来增加透明度的做法实际上是误入歧途，这实际上反映了政权持有者们的一种矛盾心态：随着现代民主化潮流的盛行，当局面临日益加大的来自对政治过程“暗箱操作”的诘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治透明度要求的巨大压力时，本意并不想公开政权运作的内部过程，但又不得不对公民的要求有所回应。于是“典型”这个处在政治黑箱与政治透明之间的暧昧符号就成了一种折中的选择。政权通过典型来告知社会自己所秉持的政治价值观和一些政府过程。通过典型来增加政治透明度的做法有一定的优点，如它能够形象化地展示政权当局的意志，使其便于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由于典型本身具有的“亲者”身份定位，这种做法还会拉近政权与底层人民的距离。但是，典型的官方色彩难以掩盖其不官不民的尴尬，典型负有作为政治宣传符号的使命，但却不能算正规的官方发言人；而且典型本身面临着多重角色之间可能的冲突，很容易演砸官方和民间给予其规定的角色，甚至连自己的本职工作也会丢掉，异化成为一个作秀者，必然会引起人民对其之前所做宣传真实性的怀疑，典型最后堕落为十足拙劣的演员。 3.典型是卡里斯玛权威与群众进行互动的桥梁 周雪光认为，在卡里斯玛权威体系中，领袖、官僚、群众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5]。领袖需要在与群众的密切互动中不断地显示其超凡魅力，而这一要求通过官僚体系无法达成反而会被消解，领袖自己身居高位，不可能随时与民众展开互动，于是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既代表领袖意志又能与民众进行近距离互动的纽带。雷锋就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作为卡里斯玛权威领袖的毛泽东和广大人民之间互动的桥梁。 4.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方式与中介，可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走秀和政治学习活动 政治走秀是为了登上典型这个官方扶持的平台，也是配合典型塑造之后的典型宣传所必需的，典型塑造出来的目的是要扩展其影响力和示范效应，不然典型的塑造就失去意义了。而与政治走秀相关的，必然是广泛发动的政治学习活动，或者说是政治学习运动更合理。这里就涉及两种政治参与路径：成为典型、参与对典型的学习。首先，典型这个角色就意味着政治参与。典型被官方冠以各样的头衔，很多时候还被纳入正式的政治运行的过程，将典型的身份体制化(例如，大寨的大队书记最后成了政治局委员，“当代雷锋”郭明义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样的政治待遇拔高了典型的政治地位，弱化了典型的中介角色，实际上不利于典型在官方和民间的架桥作用，也歪曲了选树典型的初衷，使得典型退化成为一种变相的政治录用方式，这无疑使得典型将示范作用与实际的政治利益挂上钩。这种被官方过度操纵的典型将民众引入“当上典型就有好处”的思维中，使得典型身上那些可学的优秀品质被隐去，其正面引导功能消失。而典型能带来政治与其他方面利益的实际后果，也使得尽力当上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导致典型又堕落成为一种许多人想争取的政治资源。其次，由于典型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参与对典型的学习也意味着变相的政治参与。人们可以从典型的学习中获得些许的政治信号，甚至可以通过揣测官方塑造此典型的初衷来预测相关政策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