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的教育与阶级再生产

作者简介:
卢晖临(1969-),男,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北京 100871;梁艳(1988-),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侯郁聪(1991-),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城市化进程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民工潮,也造成了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父母教育程度及亲子交流、家长的教育期望、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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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03-0079-09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发展重心向城市的全面转移,中国的城乡差距持续加大,由此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农民进城务工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①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户籍上却仍然属于农民,城市并没有为他们的居住、生活、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性安排。②由于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权利的缺失,目前广大农民工还未能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状态,由此造成严重的子女教育问题,即所谓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③根据相关调查估计,14周岁以下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数量在2450万左右。④进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显示,核心家庭举家迁移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就北京市而言,据2006年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显示,被访流动人口家庭举家迁移的比例为41.2%。⑤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6~14岁的外来学龄儿童为24.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3.5%,占全市学龄儿童的28%,与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3.4万多人。⑥

       本文的调查主要在北京市海淀区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L村展开。随着近几年一些流动人口聚居村的拆迁,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L村,在L村的近两万名居民中占约一万六千名。2011年9月,旨在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公益项目“希望社区”落户L村,我们便以社区中心为依托接触到更多的流动儿童。调查过程中,我们的资料和数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L小学向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二是对有适龄儿童的外来人口家庭进行入户访谈;三是通过参与“希望社区”的活动对流动儿童进行观察。

       二、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

       我们对L小学流动儿童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长达10.2年。然而,对这些外来家庭来说,“常住”并不意味着“稳定”,他们的住所、生计乃至心态都呈现一种特殊的动荡状态。

       谢晓今年10岁,在老家内蒙古赤峰出生一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几年后妹妹降世,一家四口一直在北京生活。尽管如此,谢晓一家的生活并不稳定,搬家成了常态。她妈妈说:“我们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六所(L村附近的工厂)边上,住了一年多,我那会儿没工作想找点活儿干,就搬到了T村。后来闹非典说T村有病人,我们就搬到L村。但是L村这边幼儿园不收外地小孩子,T村那边收,2005年就又搬到T村,住了一年多。后来又搬回这边,这些年净搬家了。”谢晓一家来京后在海淀西北一带村子之间搬了四五次家,主要由于找工作、躲避非典和孩子入园等多种原因。

       对流动儿童来说,“居无定所”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们不得不频繁转学。王盛来自河南信阳,2000年左右,他爸爸只身来到北京打工,三年之后,王盛和妈妈、妹妹来北京与爸爸团聚。因为父母是颐和园的流动摊贩,他家最早就租住在颐和园附近,后来王盛独自寄居在L村的舅舅家中,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过了两年,父母和妹妹才也搬到L村与王盛同住。在L村的租房生活也并不安定,因为与房东的用电纠纷,王盛家半年前又搬了一次家。住在颐和园一带时,王盛就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H小学读二年级。随着部分生源不足的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放宽入学限制,王盛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在这次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者可以正常升学,成绩一般者也可以入学,但需要留一级,成绩太差的则无法入学。成绩平平的王盛得以进入L小学,但多花了一年时间重读二年级,之后才在升学的道路上步入正轨。与王盛同时参加转学考试的同乡王雅则因为考试时涉嫌抄袭,被L小学拒绝接收,她只得重回H小学继续读。一年之后,王雅再一次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这次她幸运地通过了考试,但因成绩较差,只能从二年级读起。这样,王雅读二年级就花了三年的时间,加之在农村老家时入学较晚,现已14周岁的王雅仍然在读小学六年级。⑦

       频繁转学也会在学业上给流动儿童造成困扰。⑧谢霞的老家在四川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她的父母十几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她则跟姐姐留守在老家。由于村里的小学只到三年级,谢霞到四年级时只得转到乡中心小学,没过多久,她感到学习吃力,父母便怀着给孩子补习的心态将她接到北京读书。因为L小学不收插班生,爸爸便将谢霞送到了海淀打工子弟学校Y小学,四年级读完之后,又将她送回老家中心校读五年级。六年级时谢霞再次到Y小学读书,现在在海淀区的公立学校F中学读初二。在老家村小、中心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之间的辗转就学经历让谢霞很是困扰,不同的科目、教材和教学方式让她颇为不适应,她常说自己因为总是转学基础不好,英语成绩即使和毕业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同班同学相比也差一大截。

       除了搬家、转学这种明显的动荡,不确定和漂泊感实际上弥散在流动儿童每天的生活世界之中。在L村,我们走访了很多流动儿童家庭,这些家庭无一例外都是租住在本地村民的自建房屋中,简陋的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床、桌子、电视等就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屋内堆积着许多包裹的家庭也并不鲜见,总体上给人一种“暂居”的印象。这种居住状态一方面与打工者的收入不高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流动人口的特殊心态。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5年后自己可能的去处,近50%的人认为自己仍然会待在北京,但也有接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他们投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极低。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望,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走一步看一步”。流动儿童在漂泊中成长,这种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发育、地域认同和社会交往等更长远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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