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4)05-0229-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开始转向对不同文化传统下遗产价值和考古遗址的重新认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也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在当下，中国的一些古城、历史街区或遗产地，由于受到遗产工业化、博物馆化、考古科技化等等一系列现代性遗产话语实践的运作和支配，使得中华文化传统中独有的，对古迹的保护、利用和再生方式面临着被取代、被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危险。历史空间的古意被消解或凝固，城市的历史文脉也面临着断裂的危险。历史空间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不论是古街区，建筑遗址，抑或是空空如也的纪念地，都蕴含着无法复制的“精、气、神”，是文化传承、城市创新的意义体系。因此，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挖掘文化遗产的中华本意，重塑城市空间里的“精、气、神”，是亟待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现实课题。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邹城市老城区东南角的子思祠遗址群为案例。该遗址由孟母祠、子思祠、子思书院、暴书台①、三迁故址坊、断机堂、孟子洗砚井、御碑亭、古树、烈士陵园以及“述圣遗像·宋理宗御制赞”“述圣子思子赞”“孟母断机处”和“子思子作中庸处”四块碑刻等古迹构成。从现有可考证史料来看，它始建于元代元贞元年(1295)，历史上经过多次的修复和重建，1945年毁于战争，今天已彻底消失，成为一块平地。从2013年11月开始，在子思祠遗址群上考古出土了一系列的碑刻，原有孟母三迁祠、子思书院和子思祠三组建筑群的墙根、墙角和地基等考古遗址都已凸显。子思祠遗址群暂时被作为考古现场进行保护。关于这块遗址群今后的走向，已经成为邹城市政府领导、相关专家学者和邹城老百姓热烈讨论的问题。我们作为研究团队于2013年10月进入现场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遗址空间考察。通过借鉴当代人文地理学与空间历史学的思维范式，结合出土或保存的各种碑刻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图片、老百姓的口述等对子思祠遗址群的空间意义进行解读。以此，思考这一历史空间如何承担起历史文脉的保护、接续与再生的途径，同时也为中华大地的众多古迹寻找复兴的思路。 二、历史空间与空间历史 空间人文研究(spatial humanities)是继20世纪末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之后形成的一项新的、极具前景的研究领域，已经渗透到多种学科，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时间与空间、生活、历史与地理、语言与场所等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的跨学科角度考察“空间性”(spatiality)问题。 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产物，其中包括过去与现在，真实与想象，生活与信仰。福柯对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中的“空间”进行了知识考古[2]，提出了“异质空间”(heterogeneous space)的概念，赋予空间更具有想象力、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空间被理解为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是由文化构造出来的。福柯认为中世纪的空间是一个多层次的场所集合：圣迹场所和非宗教场所，被保护场所和公开场所，城市场所和乡村场所，所有这些场所都关注人类的现实生活。从宇宙的视角来看，既有与天堂相对的超天堂场所，又有与人间场所相对应的天堂场所。在中国，类似子思祠这样的历史场所，从来不是作为一种“博物馆”来展现，而是被视为将过去与现实，祭祀与教学，生活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场所。把时间从空间割离开来，成为一种承载物质的容器，是17世纪科学思维形成后的空间观。 美国学者索亚把借用异质空间的理念称之为“第三空间”(Thirdspace)，这是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未来的交融状态，一种穿越真实与想象、中心与边缘的心之旅程。他认为这一空间思维有别于以往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能够给予人类“存在的生活世界”以多样的思考。其中，“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难以想象、重复与差异、结构与行动、心灵与身体、有意识与无意识、单学科与超学科、日常生活与无尽历史”汇聚在一起[3]，使空间成为兼具多样性、差异性、开放性、创造性的空间，“不仅创造性的处于历史的构建中，还创造性的处于对人文地理的构筑中，对空间的社会生产，对地理景观永不停息的构形和再构形之中”，换言之，“这样一种被积极安置于时空中的‘社会存在’以明显的方式处于历史和地理的情景之中”[4]。空间由此被赋予了人文主义的品质，成为具有“行动”(action)和“意义”(meaning)的世界[5]。空间和地方正是藉由与人联结而形成的网络，不断建构自身独具特性的文化意义，凸显自身无法替代的人文价值。地方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整体，“将人们的经验和期待具体化，地方不仅在更大的空间范畴框架中解释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从赋予地方以意义的人的角度出发理解现实，使现实澄明化”[6]。在这一澄明化的过程中，语言对地方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7]，“文字具有能够赋予地方以生命力的独特力量”[8]。在人与空间的意义连接中，语言以一种“叙述—描述的路径(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展开对地方在不同场景中的多样建构”[9]，通过对“小道传闻和歌曲、口述史、书面史、小品文和诗歌；还有图片(有时通过碑文)”等不同形式的话语碎片以“层累的方式”(accretional layers)进行展示、描绘和叙述，从而获得对地方意义的建构[10]。“立足于人文主义传统，从历史和文学艺术两个视角”[11]构建空间和地方的意义，这与历史学者博登海默所提出的“空间人文学”的“深度描绘”(deep-mapping)方式具有相似之处。“深度描绘”可以将从过去到当下不同历史时间的“文本碎片”(文字、图画、图像、记忆等)集结在同一空间中进行展示，其目的“不是进行证明，而是寻求意义”，最终“是要我们能够看见、体验，并且理解人类行为复杂性的方方面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