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4-10-13 DOI：10.11821/dlyj201412006 1 引言 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是城市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问题的日益突显，城市规划业界积极开拓了“中美城市规划论坛”、“中美未来城市青年论坛”等交流活动，意在吸取全球城市规划与管理经验，帮助中国城市克服现有城市问题并探索新的规划建设模式。学术界对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历史较为悠久，从初创阶段的城市设计主题比较[1]，到快速发展期的郊区化[2-4]、城市形态[5，6]、商业空间[7]的比较。这些研究涉及理论与实证的不同层面，尤其以城市空间郊区化的讨论最为突出。 中国城市与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历史和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尽管悠久，但全面的现代城市空间建设始于1980年代，用30年的时间经历了西方城市上百年的发展历史阶段[8]。中国城市郊区化体现为空间上的蔓延，并未导致中心区的衰落，城市中心区依然留存有单位制大院社区混合土地利用的形态[5]。但美国城市郊区化始于1920年代，经历现代都市区形成和转型，城市郊区化以离心扩散现象为代表[3，9]，城市空间结构采用的是单一功能的分区制形态[5]，因此1950年代以来形成了众多巨型都市带。 城市的郊区化及空间蔓延式发展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制约和压力。一方面，由于城市居住郊区化的快速进程与城市就业空间的外迁、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步性，职住分离、空间错位等现象在中外大城市均有出现[10-12]。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居民需要承受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在城市郊区与中心区出现了更为复杂的逆通勤、郊区间通勤等现象[13]。另一方面，郊区化重塑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使城市居民购物、休闲及家务等日常活动出现了空间分散的趋势，有研究开始从城市居民活动系统的整体性和城市空间发展的多重尺度来透视活动空间的郊区化问题[14，15]。 中外城市空间发展及居民日常行为的分析多为理论讨论，鲜有基于一手数据的直接比较[4]。以中国北京市和美国芝加哥市为案例地，分析大城市中心区居民出行行为的模式差异，由此透视中美城市空间发展的差异性和中美城市居民空间流动规律，并以美国经验为借鉴，讨论中国城市空间如何实现以人为本、健康良性发展的新模式。 2 研究综述 2.1 中西郊区化差异 城市郊区化的概念来源于西方，但中国城市由于发生时间、发生条件、动力机制等多方面的独特性，使其在动态演变过程和空间后果上与西方存在明显差异[9，16]。因此，诸多学者讨论了郊区化现象的中西接轨和合理比较。周一星指出西方的“city”和中国的“城市”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例如北京市的市域范围大大超过城市实体地域，包含一部分外郊县的农村地域[3]；而芝加哥市的行政范围则仅为芝加哥大都市区的核心部分，远远小于城市化地区。建立中美城市中心区的比较，则需将二者建立可比的地域概念。中国城市具有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圈层的空间结构，这与西方大城市的三个圈层大体相当(本文理解为中心市、外围密集居住区、外缘大都市区)。西方郊区化的概念是站在中心市观察人口及要素向外围的离心迁移，而中国郊区化则在外围空间扩张时并没有明显的中心区衰落。作为城市发展的空间后果，中国城市不仅中心区人口稳定、未衰减，更体现为中心区功能空间依然保持吸引力，居民以通勤为主体的活动空间具有显著的中心区指向性[11，13]。 2.2 郊区化与出行行为 出行行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日常表现，是理解不同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在活动分析法的理论框架下，居民行为结果是时空制约下的有限理性决策，其受到城市空间因素的直接影响。因此，学者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居民出行行为的差异分析，来研究城市空间对日常出行模式的影响机制。Timmermans等利用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荷兰部分案例城市的活动—移动数据，分析了城市空间结构、交通系统和家庭出行模式的复杂联系，认为出行行为极大地受到空间因素的影响[17]。Giuliano等针对美国和英国的出行行为与城市形态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美国低密度、分散式的空间发展模式强化了居民出行对小汽车的依赖，而英国高密度、紧凑式的空间发展模式有助于居民采用公共及慢行交通[18，19]。中西方出行行为的比较研究中，Feng等基于中国南京和荷兰兰斯塔德地区居民的出行时间与距离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南京城市形态与土地利用模式有助于居民采用步行、自行车方式出行，但其正随着快速交通设施的建设被打破；而荷兰在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保持了紧凑的土地利用模式，从长远讲有利于居民选择低碳合理的出行方式[20]。赵莹等对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地区的对比研究发现，北京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与他人共同完成活动任务、共享交通工具，这与中国社会集体性价值观相关联，表明日常行为受到城市空间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影响[21]。这些研究部分印证了城市空间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差异，分析了美国蔓延式、欧洲紧凑型以及中国混合式土地利用形态的优劣及演变趋势，但并未对城市空间圈层结构中特定地域居民的出行行为模式加以细分，更多是从城市整体空间的角度来看出行基本特征。 2.3 城市中心区居民的日常行为 城市中心区居民出行的国际比较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上述郊区化概念的辨析中，西方城市是站在中心看外围，而中国城市则是站在外围看中心。中国现有针对居民出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勤行为的分析，强调郊区居民承受着长时间、长距离的向心通勤[11，13]，反映了郊区空间的居住单一化，以及就业中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备。西方城市部分研究则指出，城市中心区的居民已开始出现从中心向外围的逆通勤现象，郊区居民还出现了郊区副中心之间通勤流动的现象[22，23]，而这两部分的研究尚未建立起直接的比较。另一方面，居民出行目的的多样性促使研究者需从个体活动系统的整体性分析出行的决策，购物、休闲、家务等目的的出行需纳入分析范畴。已有研究针对个体活动系统与城市空间圈层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强调家务活动通常在居住空间周边完成，购物活动依据等级差异在居住空间及城市中心散布，休闲活动因其具有最大的时空弹性可能成为最早向城市外围圈层扩散的先锋。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出行与活动在城市空间、都市区和城市群不同的空间尺度间流动[15]，但这一领域尚缺乏实证研究给予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