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置与非功用性:阿甘本的抵抗策略及其来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晓武,中央编译局马研部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内容提要:

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论家阿甘本继承了福柯和本雅明的思想遗产,对当代的权力及权力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运用福柯式的历史考古学,在古代政治和神学传统中揭示了当代权力机制的蛛丝马迹,并以此为资源对当代权力机制进行考察。阿甘本认为,权力的重要作用就是设定边界,因此边界问题是反思权力机制的一个切入口,边界所区分的两极总是隐秘地交织在一起,因此用逆转的方式并不能真正推翻边界;阿甘本因此提出了悬置及非功用性理论,认为停止正在做的事情,使其非功用化,就会使发生作用的权力机制显露出来,从而打开一个切口,使我们构想一种新的可能性。阿甘本的这些抽象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新左翼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当代激进思想的组成部分。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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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甘本的思想发展中,福柯和本雅明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权力及权力机制设定的各种边界的重新思考就是福柯式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在阿甘本的分析中,这些权力和权力机制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我们常见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也包括历史上的神学机制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权力机制。权力的重要作用就是设定边界,因此考察边界问题就成为我们反思权力机制的一个切入口。边界总是表现为各种对立机制,比如创造与救赎的对立、裸体与穿衣的对立。阿甘本认为,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必须首先考古学式地回到这些对立的源头中去,“它的目标不是要找到先于对立的原初状态,而是掌握产生这一对立的机制,并使其失效”①。

       一、边界及其机制

       在考察边界和各种对立机制时,考古学式地回到这些对立的源头中去,这是阿甘本最常用的分析策略,这使他和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看上去很相似,都有大量的对古典哲学和宗教文本的非常繁琐的词源学的阐释,都追溯到宗教和哲学的源头。阿甘本认为,当代问题如果不追溯到古代源头,是无法彻底理解的,因为“开启现代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下的切入点必然采取考古学的形式;然而这种考古学并不是回归到历史的过去,而是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②在阿甘本看来,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对过去的历史研究不过是他对当下的理论探究投下的影子”,也是本雅明所说的,过去的意向“只有在其历史的确定时刻才是可以理解的”。③但是,在相似的外表下,阿甘本和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旨趣是不同的,虽然对古代的分析都指向当代,但在新古典主义看到古代理想范式的地方,阿甘本看到的却是深渊和“折断的脊骨”,是当代问题的源头和转折点。

       阿甘本通过边界问题对卡夫卡的小说《城堡》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小说主人公K所做的就是重新勘定边界的工作。阿甘本把K和古罗马的土地测量传统联系了起来。古罗马的边界具有神圣的性质,它来源于对应的天体运行位置。因此,K的职业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像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没有人请他来干这个活,因此,他的工作是自己给自己指派的,在阿甘本看来,这一职业选择既是一种开战宣言,也是一种策略,因为它使原有的边界成了问题,“K后来全身心关注的,不是花园与村子的房屋之间的边界问题。相反,由于村子里的生活实际上完全是由村子与城堡之间的边界决定的,这些边界同时又使村子和城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土地测量员的到来首先使这些边界成了问题”④。

       在写作《城堡》的同时,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对边界问题的一些思考,这是以对精神世界的反思为起点的,经历的精神崩溃使卡夫卡开始反思精神世界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边界问题,内心所产生的狂野被描述为追捕,其中“自我观察不让任何表象停歇,不停地追逐它们,使它们成为新的自我观察的表象”⑤。阿甘本认为,在这里,追捕的形象让位于对边界问题的反思,也就是反思人类与人类之上的、超越人类的事物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反思。这也就是卡夫卡所说的,追捕“只是一种表象”,可以说是“对最后的人类边界的一种攻击”,而所有这些文字,“都是对边界的攻击”。⑥阿甘本认为,在《城堡》中,“对于最后边界的攻击”正是这样一种攻击,“它针对的是把城堡(上层)与村子(下层)分隔开来的那些界限”⑦。

       对边界的攻击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上帝或最高权力,这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城堡主人伯爵老爷从来都没有被真正讨论过,斗争的目标只是天使、信使和作为其代表的各级官僚,因此,这里关键的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冲突,而是在神的问题上与人类的谎言之间的残酷斗争。阿甘本认为,这就像“在法的大门口”这个寓言故事所表现的,重要的并不是对法的研究,而是“对守门人的长期研究”,在法的大门口的乡下人,正是由于持续地坚持这一研究,才能在诉讼之外终其一生,而不像约瑟夫·K一样被卷进诉讼致死。因此,真正的欺骗恰恰是守门人的存在,也就是从最低级别的办事人员、检察官直到最高法官的存在,他们的目标就是诱使他人进行自我诬陷,从而进入法的大门,而这一大门只通向诉讼。因此,阿甘本认为,土地测量员要清除或推翻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建立起来的界线、区分和障碍”⑧。

       边界或界线的设定是为了区分事物,但边界的设定并不能阻断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并且这一联系会以各种伪装继续发挥作用,就像先知虽然早就从西方历史上消失了,但他在各种伪装下继续从事这一工作。阿甘本追溯了先知这一形象在西方历史中的演变,指出与先知这一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创造和救赎之间的对立,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这种对立都统一于真主或上帝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或实践。阿甘本认为,不管这两种工作的起源是什么,创造和救赎确立了神圣行为的两极,同时神圣行为作为人类反思自身问题的场所,也反映了人类行为的两极。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分,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既相互区别、相互对立,但又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仍然以某种方式隐秘地联系在一起。在阿甘本看来,在人类的每一种生存状况中,真正独特的是这两种工作无声的、不受外界影响的相互交织,“是预言性词汇和创造性词汇极为密切而又断裂的展开过程,是天使的力量和先知的力量极为密切而又断裂的展开过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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