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资本论》的人在增多，相信《资本论》的人在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虽然知道《资本论》的重要性，但无法把握《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正是研究目的确定了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则确定了这门科学本身。《资本论》的“序言”和“跋”指明了它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只要读过《资本论》的“序言”和“跋”，对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然而，日常生活对人们的影响如此强大，传统科学对人们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连专门研究《资本论》、从而熟知《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人，也常常不自觉地背离它们，导致对《资本论》的种种根本性误读。 一、对《资本论》的研究目的的误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表面上看，这同其他经济科学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很多经济学家都声称他们是在研究“经济规律”。然而，很多人并未注意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济运动规律”、“现代社会”等概念都具有与日常生活、与传统科学不同的含义，从而导致对马克思的研究目的的误读。 1.误读之一：对“经济运动规律”的误读。 早在1844年，当马克思刚刚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国民经济学不是从整个经济现实出发，而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的，“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②。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事实与现实的区别在于：现实是处于联系和发展中的相关事实的总和，事实不过是现实的感觉碎片。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反对“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把“历史”理解成“僵死的事实的汇集”③，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④。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指责国民经济学，说它不理解自己的规律：因为“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⑤。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这一看法，同他在《资本论》中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⑥。这说明，马克思认为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以为掌握规律时，他们实际上掌握的只是异化现象的规律。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是把现象概括为一些可以量化的公式，以便更精确地测量现象，而不是试图去把握本质，更不要说把握真正的规律了。 在马克思看来，规律表现的是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事物在这种联系中的发展。因此，它涉及的只能是本质层面的现实，而不是现象层面的事实。“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⑦。现象固然可能与本质一致，但也可能与本质不同，甚至以歪曲的、颠倒的形式表现本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以拜物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必须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当做“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可是，庸俗经济学家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地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⑧，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做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⑨，因为从现象形态上看，它们具有异质的特点。要在本质层面上把握它们，就必须看到：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采取的都不是使用价值的形式，而是货币这种交换价值形式，必须找到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本质，然后再进一步探索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规律，也就是“经济运动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恰相反，把价值的决定混同于价格的决定，有的甚至完全舍弃价值概念，仅仅从价格层面考虑问题。这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仅满足于把握经济现象，而且不是从经济运动中，而是从单一经济环节(通常是从分配或者流通)出发研究经济现象。有些懂哲学的经济学家(如雷蒙·阿隆)，还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对此进行了哲学论证⑩。 2.误读之二：对“现代社会”的误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附和人们的感觉，把“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当做唯一正常形态的社会，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甚至形成“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把市场社会描绘成现代社会的唯一理想形态。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甚至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发财致富。因此，他们研究的只是发财致富的规律。至于市场的本质，以及以市场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的本质，则被视为天然合理和不容置疑的。与此相反，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恰恰是为了解剖现代社会的本质，即狭义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论证市场对社会的塑造导致人本身的割裂和人的整体存在的异化，以及扬弃这种异化的必然性和途径。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缘由时说，他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同时他看到，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也需要以经济学研究为基础。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的结论是：无论是法的关系，还是国家的形式，都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1)。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非常明确：解剖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的动因，不仅是为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经济学的基础。这就同发财致富的经济学彻底区别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