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与一体化组织及其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一体化组织应当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区域内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在生产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逐步发生内在联系而结成整体的过程，这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或政府之间的调节与协商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它为区域内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框架与组织形式，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般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体化组织建立的基础，而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则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是，并非有了一体化组织才能提高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并非没有一体化的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就不能发展。拉美、非洲在60年代开始就建立了很多的一体化组织，然而，到今天为止，上述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仍远远落后于一体化组织较少的亚洲地区。在亚洲，区域内的实际经济合作与联系要大大地高于拉美与非洲。粤港澳区域虽然没有有形的一体化组织，但是，从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使得大量港澳资本转移至广东，由这种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带动了商品、生产要素、技术以及信息在三地间的重新组合配置，形成了以港澳为购销、管理、指挥中心，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的产业一体化的跨地域分工格局。今天，粤港澳三地的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离开了广东这个后方加工基地，港澳的对外贸易、金融服务等一系列活动便无法存在。而没有港澳，广东的出口导向的加工业也就无法维持。经济一体化也即“整体化”，粤港澳已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整体，其经济的结合程度已经高于许多存在一体化组织的地区。在这个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即使并不存在三地政府的协议与契约，不存在有形的一体化组织，三地的合作也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不可以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此外，战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也突破了过去旧的观念与禁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亚洲地区“成长三角”的产生，等等，突破了一体化组织只能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组成的传统理论的结论，构成一体化组织的既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经济地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需要人们不断地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先于“一国两制”的实现，它为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然后促进港澳的回归，是粤港澳三地在经济合作过程中提供的经验。推而广之，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最终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正面临挑战 从历史的观点分析，粤港澳三地现存的经济合作格局的形成，是有其政策基础与产业基础的。从政策方面来看，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的优惠措施，是三地合作形成的重要政策基础；而港澳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迁移与广东工业化初期的资源、产业发展的状况，是三地经济合作的主要产业基础。进入90年代，由于三地工业化的进展与经济转型的加速，已使上述的两个基础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事实证明，80年代粤港澳经济合作模式的形成基础，是带有极强的时效性特点的。 首先，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在中国是逐步推进的。即从80年代开始，由广东、福建到沿海，再由沿海向内地铺开。广东的先行一步仅是这个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的带有试验性质的一种地区战略，当这种政策取得成功之后，或迟或早都会向全国铺开。另一方面，对外资的优惠措施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长期不变的政策，优惠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总是会走向“国民待遇”。就根本上看，优惠政策较有利于中小资本的投资，易于诱发投资的短期性倾向；实施“国民待遇”则有利于吸引大型资本的进入与长期投资，有利于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9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面铺开和外资政策的不断完善与健全，充分说明了广东的先行对外开放与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所具有的时效性。这一政策性的改变，一方面使港澳厂商的投资区域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与更加开放的市场；另一方面，又使惯于依赖优惠政策的港澳厂商（大部分为中小资本）面临着经营的困难。尤其是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鼓励基础产业与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这些领域正是港澳厂商的弱项。因此，港澳厂商调整投资策略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向。 其次，粤港澳经济合作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的轻型加工业，这是由粤港厂商的产业转移引发，以广东的低廉土地、劳动力为其条件的。随着资本的大量投入与时间的推移，地价与工资的水平会不断趋高，从而使过去低廉的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优势弱化，经济就会出现结构性的调整。另一方面，从国际投资的撤退规律来看，以廉价资源、劳动力获取为动机的外来投资（效率性投资），其撤退的发生率是较高的。这是因为，一旦资源与劳动力的价格上升，则诱发这种投资的动机就不复存在，撤退也就是合理的了。就现状来看，广东与港澳目前均出现了把低成本的加工装配往内地进一步转移，以提升本地的产业结构的意愿，正反映了这种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合作基础的时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