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史①是美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代，美国外交研究在美国史学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外交史学家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帕金斯(Dexter Perkins)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都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随着美国史研究的新方法的出现，特别是1960年代、1970年代社会史研究法和1980年代、1990年代文化史研究法的兴起和盛行，外交史和政治史研究越来越被边缘化。1980年，时任杜克大学、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梅尔(Charles S.Maier)在一篇有关国际关系史(包括外交史研究)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写道：“国际关系史(这里包括美国外交史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史)在1970年代已经不能算作是史学领域有创新的领域。在大学和知识界那些从事史学研究并出版严肃史学著作的人中间，外交史已沦为史学领域中的继子。有培养前途的研究生都被社会史领域振奋人心的方法论变革所吸引，尽管有分量的、富有新意的外交史著作时有出现，但是与美国奴隶制、劳工和美国建国前历史等领域持续增长的大量成果相比，外交史领域在1970年代还没有出现扭转研究局面的潮流，也没有出现公认的大师。”② 梅尔的这声惊呼，在美国外交史学界造成了长时间的恐慌。梅尔的伤感触及外交史学家们日益增长的对本学科前途的忐忑不安和忧虑。在其后的30多年里，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的旗舰刊物《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发表了大量文章，梅尔的上述耸世危言，被一再提及并被给予不绝如缕的评论和反思。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美国外交史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衰落之后，却在过去十多年间实现了一次令人瞠目的、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逆袭。2009年，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发表了时任《外交史》执行主编、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赛乐(Thomas Zeiler)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的综述文章；④2011年出版的反映美国史研究现状的权威论文集《今日美国史》收录了哈佛大学曼尼拉(Erez Manela)教授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的论文。⑤两位重量级的学者都对这一学科在近十年理性色彩浓郁的长足发展表示祝贺。赛乐喜形于色地宣布“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创新时代”，他甚至不无偏颇地认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现在相对于历史学其他领域而言，已变得“至关重要”。在“美国和世界”研究方面，外交史无疑处于权威地位。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专家们积极参与当今的重大史学论争、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得到同行的肯定，对史学大家庭有着诸多贡献。赛乐认为，在坚守其根本的研究阵地的同时，美国外交史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革新性进展：对意识形态研究的重新重视；更乐于接受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和身份研究的重视。但赛乐同时提醒外交史学家，“外交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国家的外交……在重视国际化趋势、研究社会和文化对外交的影响的同时，必须将民族国家研究铭记在心”。⑥曼尼拉认为，从该领域发生转变的范围和本质来看，它反映出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生代历史学家以及历史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在态度上的巨大转变。在此，赛乐一再提醒重视研究民族国家是外交史在史学研究中安身立命之根本，曼尼拉则强调外交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历史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现在正在向“跨国历史”研究转向。当下，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强调史学研究的国际化，而恰恰是外交史学家们的研究一马当先，跃居美国史学研究的前沿。在曼尼拉看来，这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美国之外的人和机构——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国家行为和美国国内发展的影响；第二，对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研究，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的活动分子在改变国际环境中的作用；第三，国际范围的一些重要人类活动，如计划生育、粮食生产、疾病控制、人与环境的关系等。⑦ 2008年，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在《美国研究》发表了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的论文，对19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两大学术潮流，做了较为全面的述介。但因该文主要注重介绍两大学术潮流——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对其他学术潮流涉及不多，且该文引用和讨论到的成果均发表于2004年之前。⑧本文将当今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取向分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即用意识形态作为解释框架、“文化转向”、“跨国转向”、民族国家仍是研究的重要对象，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更为全面、系统地介绍美国外交史研究最近15年来的进展，对主要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主要作者及其学术观点进行系统性梳理(其中涵盖了2014年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态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系。 一、用意识形态作为解释框架：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 1997年出版的《新美国史》收录了康奈尔大学著名外交史学家拉弗贝(Walter LaFeber)的一篇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综述文章。拉弗贝写道，发端于1950年代延续到1970年代的“现实主义”学派和“修正派”之间的大辩论对美国外交史进行了概念上的定义。在这一过程中，辩论双方都批判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同的是，它们批判的视角有所不同。“现实主义”评论家纷纷认为，美国外交政策过于幼稚和理想化，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屡屡碰壁。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外交事务的新方法，其核心是对外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利益及大国政治理解的基础上。由凯南(George Kennan)所撰、于1950年出版的《美国外交》一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作者认为，美国所面临的不安全感较少是对手造成的、而大多是由于美国领导人的错觉所致。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领导人忘记了美国国父们的遗训，崇尚“均势”外交原则，这种倾向源自美西战争之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打着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的幌子，而事实上对中国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门户开放”政策却为美国外交奠定了一种新风格。这一原则在美国随后的外交政策，如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以及盟国在二战中提出的要求德、日“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而恰恰是这一切均已产生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⑨随后格雷布纳(Norman Graebner)和安布罗休(Lloyd Ambrosiu)分别在其著作中深入阐释了这一观点。与上述观点相左的是，以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及后来的“威斯康星”学派学者为代表的“修正派”学者则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过于注重“狭隘的经济利益”，他们以犀利的笔触，对美国政府这种以寻找新兴市场为出发点、寻求输出剩余商品和资本的国家意志和经济利益观痛加针砭。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