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宫廷画院体制对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的影响 穆宏燕（《回族研究》，2015.1.59～65） 中国宫廷画院体制由蒙古人传播到波斯，对波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3—17世纪，宫廷画院在大不里士、巴格达、设拉子、赫拉特、马什哈德、布哈拉、伽兹温、伊斯法罕等各大城市相继建立。画家们依附于宫廷画院，领享俸禄，依照各自效力的君主的旨意和审美情趣为经典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绘制插图，由此形成不同的细密画流派。16世纪，细密画和宫廷画院体制从波斯传播到印度莫卧儿伊斯兰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促进了该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因此，在波斯—阿拉伯、莫卧儿、奥斯曼的国家文化建设中，宫廷画院曾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提供雄厚的经费赞助，使细密画书籍插图成为伊斯兰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画学学科设立与技法成熟关系略论 ——以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为例 张其凤(《艺术百家》，2014.6.145～151) 所谓“画科”是以画家所描绘题材命名的绘画品类,如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甚至龙鱼画、屋木画、宫室画、舟车画等。考察绘画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画科并非同时涌现出来,它们是渐次不断出现的。时至北宋,各画科均趋于成熟,此时,画科名目也最称繁富,多达数十种。尔后,经过沉淀,以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模式延续下来以至今日。如详绎史实,我们还会发现,与各画科所描绘题材相对应技法的成熟,乃是这一绘画史流变的内驱力,即各画科能否独立设置实取决于该画科所描绘题材技法是否成熟,这是我们美术史尚未有人道及的一个盲区。而甚为有趣的是,这一流变的特性,在对绘画史流变最为敏感的绘画史著作撰写中也被体现出来。正因如此,这一阶段的美术史论家习惯于以画科区分门类来介绍画家,这是与宋以前美术史论家极其不同的一种认知和概括方式。 从“隐逸”到“入世” ——以上海徐园为中心的考察( 1883—1919) 赵莹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85～92） 1883年至1919年间，是中国尤其是上海等开埠口岸日益商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也是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中国不断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上海买办商人和文人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缠中，面对上海的快速都市化和近代民主革命思潮的双重冲击，他们不得不进行适当的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和自身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转型。这一时期，上海徐园经历了从“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近代变迁，这一变迁正是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们为构建自己的身份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对传统私家园林不断调整和改造的结果。这是他们面对近代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和近代民主革命日益高涨所做出的自觉选择，与之伴随的是，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和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变。随着大量私家园林转变为大众性的准公园以及江南商人和文人身份认同的转变，疏离政治的“隐逸”的江南文化传统也在都市空间中逐渐让位于热心社会和政治的“入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