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一些国外建筑师在中国设计的夸张建筑，不仅使坊间议论纷纷，而且引发业内的批评。一些业界人士尖锐地批评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国外先锋建筑师的实验场所，而国际著名建筑理论家弗兰姆普顿则认为，库哈斯设计的央视大楼、赫尔德佐格和德格隆设计的国家体育场(民间分别称作“大裤衩”和“鸟巢”)“在材料使用上”是“肆无忌惮和丧失理性”的，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惊人的奇观效果”①。是否接受这些批评，还需进一步争论；不过，当代中国建筑存在着某种隐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遍地开花的城市新地标和琳琅满目的新奇建筑，到房地产业“欧陆风”泛滥，再到铺张的政府建筑和夸张的公共工程，直接表明我国的城市建筑哲学处在某种迷失之中。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呢?在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中，建筑学实际上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批判性地域主义”便是回应该问题的思潮之一。不过，更为深层的问题是营造②理念与建筑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隐含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之中，中国社会高度压缩的现代性使这一问题以尖锐的形式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从现代性的视域来看，这一问题的实质涉及中华民族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如何培育自己的文化自信、重新发明传统的问题，这要求我们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当代城市建筑哲学进行反思，以超越建筑风格的争论，走向批判性建筑精神的探索。 一、现代性建筑的危机：地域性的消解与意义的流失 从表象上看，千篇一律或奇奇怪怪的建筑以及更深层次的城市灵魂、场所精神、地方个性之丧失，职业建筑师负有很大的责任。不过，我却要为之一辩：建筑混乱之责任并非全由建筑师来承担。因为地方精神之流失，是现代性的普遍难题。当代建筑所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更广泛的历史语境出发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地方精神的流失?在建筑中，地域性和批判精神的迷失究竟意味着什么?建筑学、人类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探讨，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献。在此，我们先简要点明问题的世界历史背景，然后转入中国语境进行诊断。 正如詹克斯和克罗普夫所编的《当代建筑的理论和宣言》这一文献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筑界一直处在世界性的骚动之中，思想即战场，各路英雄豪杰前仆后继、相互厮杀。套用马克思形容1842-1845年德国思想界动态的文字来描述这种状态竟然异常贴切：“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我们引用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文字描述，旨在强调一个事实：理论的躁狂见证的是现实之“创造性破坏”过程，马克思在现代性尚未成熟之际便揭示了这一点。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来描述现代性体验之“大漩涡”特点，十分典型地代表了今天国际理论界对该事实的认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预言地方个性的消退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他们强调，资产阶级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其中，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④。当代建筑经历的正是马克思所言的那种创造性破坏过程，而建筑话语的“骚动”正是其理论表象。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而产生高度压缩的现代性，使我们面临的难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为此，需要回顾我国建筑之地域特色消解以及国人回应的历史。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恰恰是梁思成这样的海归实质性地推动了晚清开始的中国建筑欧化问题的反思，从而把民族性问题直接摆到国人面前。1944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梁思成还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号的编者按中苦究“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这个问题，痛感“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在梁先生看来，“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⑤在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必须面对建筑之民族性的破坏，以及如何通过建筑重建民族精神这个难题。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代表着建筑界有识之士的这种努力。虽然在表面上看它只是承担了整理“国故”的使命，但立意极高。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发刊词中便提出：对中华遗产“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以贡献于世界”。梁思成等人对中国建筑的强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之民族主义反动，而是具有特殊背景，他指出：“市政上的发展，建筑物之新陈代谢本是不可免的事。但即在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荒顿在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的趋势。这现象有三个明显的原因：一，在经济力量之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⑥以此为参照，我们便不难理解1928年国民政府营造南京“首都计划”的建筑原则，该计划主张建筑“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并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政治区之建筑物，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该计划不仅详述原由，而且回应了相关争论，其第一条值得关注： 其一，所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一国必有一国之文化，中国为世界最古国家之一，数千年来，皆以文化国家见称于世界。文化之为物，大都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故凡具有悠久历史之国家，其中固有之建筑方术，固当保存勿替，更当发扬光大之，此观于希腊罗马而可见也。中国既为文化古国，而其建筑之艺术，且复著称于世界，当十七世纪时，中国之建筑艺术，已由欧人之来华考察者传播而施用于欧洲。白兰特亦于来华研究之后，以中国装饰方法，施之外国建筑之上。可知中国建筑艺术之在世界，实占一重要之地位。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藉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