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象与社会治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社会意象是社会成员理解和期待自身社会存在的方式,既是事实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形成和构建与之相应的现代社会意象。目前中国盛行的意象,无论是社会丛林型的,还是编户齐民型或阶级冲突型,抑或是差序格局型的,多有不适应现代社会运行的复杂机制之处。本文在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象的关键问题之后,围绕着现代社会治理的愿景,提出建构适合中国价值的现代社会意象的核心理念维度,即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功能替代等级、以道义整合利益,并认为社会生活内在正当性的建设乃当务之急。


期刊代号:C4
分类名称:社会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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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1-0109-07

      一、社会意象的视角

      理论家有时可以洞烛社会发展的先机,见微知著的能力使他们从征兆和萌芽中看到根本的趋向乃至内在的逻辑。当然,他们的看法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的看法相互之间也不尽相同,还经常可能是持有矛盾或对立的看法。不过,他们的观点若是传播开来,参与到公共话语之中,进而渗透到社会世界,就可能成为社会成员行动的指南或理由甚至规范。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吉登斯曾经试图以“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来揭示其中的交互作用。[1]

      在二战大势已定但仍是炮声隆隆的1944年,哈耶克和波兰尼就在筹划未来的发展路径,他们不约而同地各自发表了对现代社会截然相反的论断。哈耶克认为西方理性和科学的惊人发展,形成了“致命的自负”,以为可以完全掌控社会发展的进程,结果却可能是在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之下走向“通往奴役之路”。[2]针对于此,哈耶克鼓吹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波兰尼则认为,“一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实质,否则这种制度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它将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漠”。[3]在此情况下,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保护自身,予以抵抗,于是形成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跟哈耶克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概念不同,波兰尼认为“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而且“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4]当然,对于“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探索,仍是未竟的事业。

      这场争论在当时谁也没有成为胜利者,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所忽视。哈耶克虽因《通往奴役之路》一举成名,但在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也只处于边缘,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才再获认可。而波兰尼则是在新自由主义遭到质疑和批评时,方被人发现其洞烛先机的价值。值得关注的是,近来他们则经常被相提并论,可见他们的问题依旧有待深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话语或许已成为我们理解自身处境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如果用卡尔·波兰尼的兄弟迈克尔·波兰尼的话来说。[5]其实,在分歧之外,他们也有着共同之处,即尊重社会本身经过长期演化而积累下来的传统和智慧。

      他们主要还在经济学范围内讨论一般性的发展,而社会学家也很早就关注到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差不多在上述两人争论的1/4个世纪之后,爱兹尼提出了“积极社会”(the active society)[6]的说法,图海纳提出了“规划社会”(programmed society)[7]的观点。他们都强调随着有关现代社会知识的增长,自觉规划我们社会发展的能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要比图海纳的《后工业社会》晚出几年,但影响更大,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与社会管理的根据。在后工业社会中,理论要优先于经验,一个领域的发展有赖于理论指出方向,提供模型。理论知识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8]

      但无论是“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还是干脆“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都未能创造出一个依照知识运行的美好而理性的社会。相反,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自福柯以后,我们已习惯以“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来看待有关问题——使得我们不能单纯依赖知识的增长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相反,知识在何种社会状况下产生、知识受到怎样的社会制约的问题,重新又凸显了出来。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大卫·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就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其中的关键。[9]但是,“社会意象”(social imagery or imaginary)成为一个理解当代社会的关键词,还有待其他不同学科和源流的研究。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的意象体制》[10]、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1],泰勒《现代社会意象》[12],一直到斯特格的全球意象(global imagery)。[13]按照阿帕杜莱的说法,“意象、想象、形象——此类词语都向我们指出全球文化进程中的新颖与关键之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象。不再只是幻想(大众的鸦片,其实际作用则在别处),不再只是逃避(逃离一个主要是由更为具体的目的和结构所界定的世界),也不再是精英的消遣(从而无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想象已然成为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实践场域,一种工作方式(既在劳动的意义上,也在有组织的文化实践的意义上),也是能动场所(个体)与全球界定的可能场域之间的磋商形式”。[14]

      何谓社会意象?“粗略来看,社会意象概念大致相当于‘视野’、‘话语’、‘符号母体’、‘惯习’、‘背景’、‘常识’、‘生活世界视角’及‘意识形态’之类的概念。”[15]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意象颇类于韦伯所说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16]一般而言,社会意象是社会成员想象、理解和憧憬自身社会存在的方式,涉及如何相处、应当抱持何种期待以及支撑此类期待的深层观念和意象。泰勒认为,社会意象不同于社会理论,一般体现为形象、故事和传说,为多数社会成员所共享,也使他们的共同实践和广泛认可的正当性成为可能。最初为少数人所创造的社会理论,可能逐渐传播开来浸润整个社会,最终渗透到社会意象之中。社会意象也可谓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会知识,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正常期待感,也是有关集体实践和道德秩序的共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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