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参考 去年12月，已被委任未就职的香港首席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演说以及随后的新闻报道在香港增强了人们这样的推测，即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后，可能采取步骤制定行业政策，以扶持高技术制造业。倘若情况果是如此的话，新加坡式的政策，如果不会成为香港效法的典范，那么可作为一种启示。与此同时，人们援引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话说，新加坡需要培育敢于在海外冒风险、创业的企业家。在这方面、香港式的企业家倘若不可作为榜样的话，那么可作为一种借鉴。 问题是香港和新加坡两种经济中的任一方是否能拥有双方的优势，即新加坡和香港是否能分别拥有香港式的企业家和新加坡式的政府规划的全部优势呢？简洁的回答是：不能。 香港和新加坡具有本质上相容，却又截然相异的经济体系，象大部分成功的经济体系，香港与新加坡的最大长处，也是其最大的弱点。在香港，分权决策制度考虑到私营企业家的职能及对市场因素的快速回应。不过，分权决策制度可引起协调失利以及延滞公益或公用事业设立。在新加坡，集权决策制度顾及到吸引各跨国公司的制造设施以及各种活动的成功，这些活动在政府控制或指导下而获益。然而，集权决策减少私营企业家活动及冒险机会。 对香港、新加坡来说，不论哪一个经济体制从另一个中获得益处会逐渐破坏其自身的经济体制，这样，是得不偿失的。 在香港有这样的笼统说法：香港的制造业已式微，不论哪种经济都需要强大的制造业部门，这种说法通常与扶持香港高科技制造业的考虑如影相随。实际上，通过把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移至大陆及其他地方以及把高价值的设计、销售、后勤、金融及行业总部功能保留在香港，香港制造业已较以前远为强大。香港重要的经济转型已不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是从手工型经济转向知识型经济，从小块地区经济转为把制造业活动分布在自然的外围地区（大陆沿海和内地）的大都市经济。 显而易见，香港的变化是其经济体系成功的例子。没有一个受集权支配的经济能如此迅速、如此有条不紊地完成这样的变化。在香港，企图人为地在经济方面支持不能给予支持的事情会削弱给香港经济带来应变能力和活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家职能。通常，香港企业家不得不在市场上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通过游说政府使经济获得应变能力和活力。曾以制造业为目标的政府（在远东地区，其他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制造业为目标已沿行了十多年）必会对经济进行强烈干预，其干预在任何情况下会产生作用。这样的干预会根本上改变已经使香港经济获得如此成功的体系。 在培育企业家方面，新加坡有困难，这困难不是指由其经济体制不足之处所造成的企业家匮乏，然而，是指其经济体制成功所致的企业家短缺。新加坡政府通过国家部门已成功地吸引跨国公司的业务以及提供相应的有成效的支持性服务业。新加坡无须向私营部门的企业家求聘工作或在生活标准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提高。此外，许多出类拔萃的新加坡人（在其他经济体制的国家中，这些人也许成为私营部门企业家中的坚强核心）投身政府行政部门。 目前，新加坡政府正通过使风险资本更有效，促使当地公司扩大业务，甚至主办企业家会议，竭力培育企业家。倘若没有向更自由的社会前进的行动，以及没有在经济中明显降低政府的作用，上述三项举措中的任一项不会产生重大作用。虽然新加坡经济体制已促使其获得经济成功，但眼下，该体制还必须进行重大的变化，以便为新加坡真正的私营部门首创精神创造适宜的环境。 香港和新加坡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得比“一方拥有双方的所有优势”更为出色。看来，新加坡已明了这一点。随着关于香港经济前景的讨论继续深入，人们将目睹香港是否也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