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香港是世界上最富于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 香港的竞争力排位年年前移， 到1996年已升至第二位。在众多有利因素中，自由市场经济在调节、刺激香港企业竞争意识和求生能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促使其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核心内容是通过价值规律、供求关系、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在自由港基础上形成的，政府除了对关系社会、民生的土地、公屋、食水、大米和一些公用事业进行直接控制、配置或立例管理外，对贸易、商业、工业、航运等重要部门概不干预，让其在市场自动调节下运作，同时实行简便的低税制度，以吸引外来投资。经历多次风浪考验，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在资本主义世界纷纷强化干预的今天，香港的整个市场体系仍然具有高度自由、高度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鲜明特点。自由竞争、自主经营、资金自由流动及政府尽量避免对私人经济干预的原则，始终成为香港政府进行各项经济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据。 香港这种高度自由和高度开放的市场体系，培育了良好的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在香港可以相对较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自动调节经济的功能。在香港，贸易商进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量完全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支配；厂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都由国际市场及本地市场情况决定。60年代香港塑胶花业的兴衰，极好地反映了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在香港的威力。5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强劲需求，香港塑胶花生产异军突起，风行一时，成为塑胶业的主流。到6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塑胶花已逐渐过时，香港厂家便明智地将生产转向塑胶玩具，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持“不干预”政策，很少引导和扶持。时至今日，香港98%的企业仍都是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无情现实磨练下，这些企业都培育起高度的灵活性及适应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每年，香港都会有一批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关门停业或是转营其他业务，但同时又会有数万家企业顺应市场需求注册成立，在市场竞争中去开创新的发展优势。香港的整体经济也是如此，每当面临国际政经风暴冲击或是本地周期性危机的压力，香港的市场机制亦都较好地发挥了自动调节作用，表现出一种强大的恢复功能。香港的工资、物价，在含有较多自由放任因素的经济体制下具有很大的弹性，遇到危机时较易作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从而使经济较快复兴，再现繁荣。 市场“无形之手”在香港尽管功能卓著，却并非完美无缺。自70年代起，香港经济出现重大变化，经济结构因多元化而日趋复杂，除英资外，美、日大财团纷纷来香港发展，本地华资大财团也相继崛起，在竞争中出现一些垄断。此外，香港经济活动也日益国际化，更易受外部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自由市场机制内在的缺乏协调和规划这一弊端日益显露，当其无法有效运作时便需要政府伸出“有形之手”进行适当干预、调控、帮助或补救。因此，在70年代中后期，香港重新厘定了经济政策，把“自由放任”的不干预原则修订为“积极不干预政策”，即以积极态度继续坚持依靠市场自动调节，以求得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但当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失灵，不能正常运转，并且影响到公众利益时，就要进行必要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例如对公用事业等易出现垄断行为的部门香港政府实行专营权制度，在价格、利润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给予监督；在房地产市场，政府投资兴建大量廉价公屋，借以打破少数大地产商的垄断，抑制其价格和利润，同时促进地产商之间的竞争。又如在结构复杂且影响广泛的金融行业，政府也加强对其引导和管理。60年代以来，香港曾多次出现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股市危机，危及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作，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或出资救市、或直接接管。然而这种干预始终是以保持自由港地位，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一系列自由经济政策为基础的，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为市场的正常运作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如改善投资和经营环境所必需的交通、通讯等“硬件”设施和教育、培训、咨询及服务质量、效率等“软件”措施等等。也就是说，香港政府虽然较过去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但其介入程度仍然较浅，而且较为适度，并没有打破香港引以自豪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因此，迄今香港已连续三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 在香港，正是这种较为完全的自由竞争，造就了人们强烈的竞争意识、生存意识，造就了香港企业家敏锐的市场触觉和把握机遇的能力。每年，美国《福比斯》杂志评选的“世界十大富豪”中就有两人来自香港。竞争激烈，又充满机遇，可以说是香港的企业家成长的沃土，也是各国资本在香港各业大显身手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