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美国的零售业中突然闪现出两颗新星，科马特和沃尔玛在市场中同时争霸，各有千秋。10年后的今天，科马特经营业绩下降，沃尔玛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这到底是为什么？同样，著名的索尼公司和老牌的迪斯尼公司在扩展自己的实力时，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索尼公司在美国大举进入传媒领域，以高昂的代价为自己买进了一个陌生的行业，而迪斯尼却懂得利用本行业的巨大优势，不断给消费者带来“娱乐的魔力”，迪斯尼成功了，索尼却陷入困境。美国未来学院院长、国际著名的预测专家扬·莫里森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来自“第二曲线”的挑战。任何一个高速成长中的大公司，其“第一曲线”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如果要实现持续的发展壮大，就必须跨越“第二曲线”的障碍，面对来自技术、消费者和市场格局的新变化。 扬·莫里森提出的“第二曲线”的概念同样合适于分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莫里森认为，中国就是处于第二曲线上，而美国、日本等国还处在第一曲线上。莫里森还将中国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看作是第二曲线的重要标志。他说，“如果你亲眼见到这些经济特区，你就会相信。深圳与香港的新界相接，是个有着300万人口的新兴城市。15年前， 这个城市还不存在，但是今天，你在这里已经能看到摩天大厦、高级宾馆和成群的工厂”，“依靠资金与技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像当年熙熙攘攘的美国西部一样，飞速地发展起来”。如果莫里森先生有机会能来深圳的话，他会惊喜地发现，深圳市政府和一些大型企业在前几年就提出“第二次创业”的概念，和“第二曲线”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或许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一个国际典型案例。 和中国其它省区和其它经济特区相比，深圳目前明显地处在“第二曲线”的阶段上。在“第一曲线”，深圳充分利用了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政策效用，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利用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大胆地吸引外资，革新体制，提高产出效率，实现了在第一曲线的高速增长。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特区向内地辐射，由沿海向内陆递进，深圳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深圳的第一曲线效应也受到了较大的挑战，从而使深圳进入跨越第二曲线的阶段。正如莫里森所说，第二曲线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许多方面的转换：社会、市场乃至个人、企业。对于深圳而言，第二曲线的变化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以往，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变化，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变化。 从技术方面看，深圳所处的技术环境在“第二曲线”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第一曲线”时，深圳主要依赖港资及“三来一补”企业，技术水平简单，企业规模较小，形不成规模效应，与香港构成前店后厂的关系。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促使深圳在“第二曲线”时的技术含量有了较大的提高。1996年，深圳已发展高新企业技术企业87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完成347.61亿元，占深圳工业总产值的28.73%。 实际上这个数字还略显保守，深圳有些“三来一补”企业近年来也得到提高。此外，有些企业的技术虽然不是高精尖技术，但却是“适用的技术”，是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所说的“小的是美好的”技术。这种技术花钱不多，但却实在，市场需要。总之，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的发展构成深圳在“第二曲线”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市场方面看，深圳在“第二曲线”上所处的市场环境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中国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国新兴市场的潜力提高了良好的基础，而深圳又是新兴市场中的新兴市场，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和不断崛起的新的消费行业，为深圳“第二曲线”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市场环境；其次，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华南经济区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区之一，而深圳在这个区域中起着极为特殊的重要作用。深圳有可能在“第二曲线”的阶段发展中成为南中国辐射这个区域的商贸中心；此外，“九七”香港回归之后，深港间的经济合作将在已有的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再创辉煌，优势互补，共同繁荣，深港两地的合作乃至将来构成共同市场既是题中之义，又是发展的目标和结果；最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也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市场环境，为深圳“第二曲线”的全球市场目标创造了条件。 技术和市场因素的变化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深圳能否有效地跨越“第二曲线”的障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深圳的企业能否顺利地跨越“第二曲线”。为此，深圳提出实施“三个一批”的战略。一是要形成一批支柱产业，二是要发展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三是要创造一批名牌产品，这“三个一批”是“第二曲线”的突破口，也是“第二次创业”的主旋律。“第二曲线”和“第二次创业”的提出，要求我们不仅要苦练内功，增创体制新优势，而且要时刻关注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变化，这样才能成功地跨越“第二曲线”，实现“第二次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