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养斋日记》看徐世昌与逊清皇室

作 者:

作者简介:
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12年至1924年间,徐世昌同时兼具清室遗臣和民国政要的双重身份。在近13年时间里,徐世昌不断接受来自清室的赏赐,积极参与清室的各项重大活动,尽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在自身出处问题上,无论是出任国务卿还是大总统,均一再征求清室的意见。这反映了其既想入仕民国又不愿冒犯清室的复杂心理。《韬养斋日记》为考察1912年后徐世昌与清室关系的发展脉络,探究其在此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提供了宝贵史料。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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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1-0083-13

      徐世昌是清末最重要的几位汉族大员之一。民国初年,作为文治派的领袖,在北洋派系内的影响仅在袁世凯之下。袁世凯死后,徐一度成为左右北洋政坛的关键人物之一。1918年,徐被安福国会高票选为大总统,任至1922年6月黯然去职。对于徐世昌这样一位重要的近代人物,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或总论其一生思想与活动①,或仅就其某一方面的作为展开论述②。从现有成果看,对1912年后徐世昌与清室的关系尚无专门的探讨;除少数几篇论文外,对研究徐氏最重要的史料——徐世昌《韬养斋日记》③还没有使用或用得不够充分。

      在专制皇权下,君臣大义居于三纲五常之首,至关重要。专制皇权垮台后,这套君臣伦理的影响短期内并未完全消除。加之民国初年溥仪还在紫禁城内维持小朝廷的特殊格局,这使得清室遗臣与溥仪之间的君臣关系不仅停留在伦理层面,还有许多现实的纽带继续维系。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仍有着浓厚的“皇帝”情结,他们总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每逢婚丧嫁娶,光弄到大总统的匾额还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给一块,才觉得体面。”④徐世昌“在昔为清室重臣,在今曾任民国元首,身处专制与民主体制递变之交,其必具有矛盾的双重人格,殆无可疑”⑤。这种双重人格所导致的矛盾心理,从《韬养斋日记》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韬养斋日记》考察1912年后徐世昌与清室关系的发展脉络,并探究从清室重臣到民国总统转变过程中徐氏复杂的心理状态。

      1912年宣统退位前,徐世昌的身份是清室重臣;1924年底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徐世昌基本上过着一位卸任的文人总统的隐居生活。而1912-1924年间,徐世昌则同时兼具清室遗臣和民国政要的双重身份。在近13年时间里,徐世昌与清室之间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第一阶段从1912年2月宣统退位后到隐居青岛时期,第二阶段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到1918年9月当选大总统前,第三阶段从当选大总统到1924年底溥仪出宫。下文拟照此三阶段作一论述。

      专制时代,君主给臣子的赏赐,不管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还是普通不过的小物件,对臣子而言均属莫大荣誉。或许是心理上出于对这份荣誉的珍惜,也可能是为日后填写个人履历本的实际需要⑥,徐世昌在日记里十分详尽地记载清室对他前后数百次的赏赐。据粗略统计,仅1911年一年里就多达35次⑦。而到1912年宣统退位前夕,这种赏赐更为频繁。从1912年1月26日到2月10日半个月间,徐世昌受到赏赐就达7次之多⑧。

      如此频繁的赏赐与清室对徐世昌的倚重、笼络分不开。自从1897年以翰林身份辅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后,徐世昌在政坛上逐渐崭露头角,历任要职。1908年袁世凯被罢黜后,为稳住袁部武力,清廷非但没有像处置袁世凯那样对待徐世昌,反而对其笼络有加。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里,奕劻任内阁总理,徐世昌、那桐并列为内阁协理大臣。8月14日,徐世昌又受命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更加倚重徐世昌。11月11日,徐世昌被授为军谘大臣⑩。12月2日,又被派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1)。4天之后,又与世续一起被授为太保,以“保卫皇上圣躬”(12)。这一切主要源于其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据唐在礼回忆:“当时同僚们有这样一些看法:认为袁在政治、军事上做任何事,总离不开徐的策划……实际上当时徐的精力、气度、能力、人缘都不在袁下,并且已经形成了具体的局面,在袁周围徐的潜在势力是最雄厚的。”(13)唐氏这段话是针对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说的,实际上袁、徐二人间这种特殊的关系格局在辛亥年间即已形成。

      清廷如此倚重徐世昌,然而清廷之亡,恰恰又与袁世凯、徐世昌里应外合的“双簧”直接相关(14)。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之所以如此,警民(费行简)解释称:

      世昌官僚也,其不欲改帝制为共和,情也。以疏逖小臣,数年即跻宰辅,其不欲清室之亡,亦情也。而清室之亡,不亡于他人,实亡于其总角论交同膺贵显之袁世凯。以清较袁,觉袁为亲,于是不得不割其向清之心以向袁。且世昌固知袁最深者也。以其跋扈贪恣,断断无实行共和的思想,特藉之为假面具以酬其代清之宿愿。事成则面具脱而共和取销矣。是临时之假共和制,于官僚党亦无所害。以是二者故,清室之亡,帝制之终,世昌皆不甚厝意。(15)

      对于袁、徐辛亥年间的密谋,清室事后未必毫无察觉(16),但时势所追,也只能继续倚重徐世昌,并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加以笼络。因此,宣统退位后,清室仍然频繁给予徐各种赏赐。曹汝霖晚年回忆此事时称,进入民国后,“清室认东海为遗老,赏赉不绝”(17)。据《韬养斋日记》所载,自1912年2月12日起至1914年5月徐世昌出任国务卿这段时间里,清室继给予徐世昌数量巨大的各类赏赐(18)。这些赏赐一般在春节、端午等节庆前,或皇室举办重大活动时,但也有不少是平时赐予的。赏赐的物品既包括直接赏给银钱,还包括衣料、玉石、果蔬、饭食、御笔题词等,种类十分繁多。清室对徐世昌赏赐次数之多、规格之高,曾经与徐氏同为内阁协理大臣的满族权贵那桐亦不免相形见绌。那桐在日记里也详记每次受赏情况,相比之下,无论次数还是赏赐的物品都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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