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

      清末新政伊始，厉行科举改制。对此，最后一科(甲辰科)进士关赓麟曾总结道：“癸卯、甲辰二科为千三百年科举之殿。时方改制，试论义，废誊录，借地汴闱，获隽者复入学堂习法政。此皆异于历来科举者。”①概言之，科举改制包括两个方面：(1)辛丑年(1901)颁行考试新章，以废八股、罢试帖，改试论、策、经义，废誊录等为内容；(2)壬寅年(1902)变通新进士章程，令自癸卯科(1903)开始，新进士中授京职者②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等“新学”，接受学堂再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储才为当今急务，迭经明降谕旨，创办学堂，变通科举。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其未留馆职之以主事分部，并知县铨选者，仍照向章办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学未卒业者，留俟下届考试。分部司员及内阁中书，亦必领有卒业文凭，始准其奏留，归本衙门补用；如因事告假及学未及格，必须俟补足年限课程，始准作为学习期满……所有一切课程，著责成张百熙悉心核议具奏，随时认真经理。③

      据该上谕之精神，京师大学堂随后筹设进士馆，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正式开课。可以看出，开进士馆之举，直接变革了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肄业、考试散馆的制度，调整了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在所分衙门学习期满，经本衙门奏留，作为候补主事、候补中书的制度。因而，此举革新了会试、殿试、朝考后，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新政开始后，改科举、兴学堂逐渐成为国策。然而，学堂普及绝非一日之功，其培养人才的效验尚在十年之后，同时科举虽改八股为策论，却仍嫌不尽如人意。故如何通过进一步调适科举与学堂的关系，以期多快好省地获取应时人才，解决现实问题，便成为当局的棘手要务。值得注意的是，开进士馆恰好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案：即令最精英的科举人才——进士授京职者——接受大学堂再教育，俾“科举并入学堂”④之中，以寻求科举、学堂的调和之道，而教科举已成之才，也易收速效。因此，开进士馆之举，是在兴学堂背景下，直接自翰林院切入，从新进士“新学”培养及任用、出路层面，将科举改制推向了深入。可以说，辛丑年的考试新章，通过废八股、改策论、调场次，对科举制做了重大变革。而壬寅年诏开进士馆，则是对科举改制的继续推进。二者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于是，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本已改由策论及第，进士馆之制又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中许多人的仕途轨迹和人生命运。

      既往有关清末停废科举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科举考试新章及其落实、改科举到废科举的过程方面，已有不少成果⑤，对进士馆亦有一些研究。⑥然而从整体看，对庚子前后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尚注意不够；开进士馆与科举考试新章的配套关系，还有待论证阐发；开进士馆的动因、讨论决策过程及内幕，牵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其中迷雾重重，更需用切实材料加以揭示。上述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对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及其力度的整体理解，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中枢要人的幕后推动，以及枢臣的争论与妥协等方面，考论诏开进士馆的缘起，并阐明此举与科举改制的关系。

      一、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

      清代重科名，尤以入翰林为荣。进士朝考、馆选等制度的推行，使翰林院成为科举制的自然延伸。科举考试的考官——会试总裁、同考官，乡试主考，各省学政——绝大多数又为翰苑人员。因此，科举制与翰林院的关系至为密切⑦，翰林院的整改与科举改制息息相关。

      清季世变日亟，科举诟病渐多，翰林自不能幸免。尽管“咸同中兴”手定大难的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皆翰林，然而形势比人强，改科举逐渐从“坐言”走向“起行”。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接受张之洞、陈宝箴奏请，更定科举考试新章。当年七月初三日，又颁下废朝考之谕。因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⑧，由翰林院主持⑨，故此举即是对翰林院下手。七月十四日，往日与翰林院同居清要的詹事府遭到裁撤。词臣的升转之途大受限制，翰林院的地位遭到削弱。唯因政变旋作，悉复旧制。但翰林院显然已受到严重质疑，它的整改只是时间的问题。

      庚子事变后再度变法，翰林院首当其冲。当改科举、兴学堂尚在酝酿之时，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奏请整顿翰林院。他建议：“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政治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世之务者，皆令肄业。洋务以历年条约、万国公法为先，旁及语言文字，一切格致之学，皆当通晓。散馆时即以所学命题。”至于考评的方式，则庶吉士不仅授职前有月课，即使“授职以后，仍随时札记所学”，由掌院学士等分别优劣，或“进呈御览，以示鼓励”，或“分别纠劾、以杜横议之渐”。孙家鼐认为“如此则今日所学，即他日所用”，可祛学非所用之弊，“非但有益于人材，亦且有裨于政治”。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