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2-0096-08 川江航道水势险峻，曲折迂回，乱石横江，险滩林立，船只往来稍有不慎，即有沉溺之患。晚清以来，为使川江往来船主认明水径，有关川江航道图的编绘从无到有，逐渐增多，形成一项专门之学。同时，伴随近代川江行轮的兴起与发展，川江航道图编绘开始摆脱传统方法，逐步向科学性与现代性过渡。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史已有初步研究，特别是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一书简要介绍了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大致框架，还从中西技术对比的角度提出若干重要的学术论点。[1]蓝勇《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2]《三峡最早的河道图〈峡江图考〉的编纂及其价值》[3]两文进一步梳理了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轨迹，基本厘清了晚清以来传统川江航道图籍的版本源流及其文献价值，并对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转型问题做了初步探索。然而，上述研究不仅对晚清传统川江航道图编绘谱系的阐释有所出入，对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问题也未及深入，对近代西方人测绘川江航道图的发展脉络亦有阙漏。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近代地图史的视角重新梳理其演变路径，以补充当前研究的不足。 一、传统的延续：晚清国人绘制川江航道图的轨迹 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传统山水写意法，另一种为平面符号表示法。前一种方法多与中国山水画技法相通，并以散点透视为基础；后一种则多采用象形符号表示地物，且多采用计里画方之法。运用中国传统方法绘制川江舆图古已有之，较著名者如《蜀川盛概图》、《岷江图说》等，但其图绘内容多为展示沿途山水景致，不仅对航道本身着墨不多，也无助于川江行船，不能归入航道图的范畴。严格地说，国人对川江航道进行较全面考察，且绘成航道图始于晚清时期，它的兴起，当与晚清川江木船航运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而在这一时期国人所绘川江航道图中，传统山水写意谱系又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伴随近代地图印制技术的发展，晚清传统川江航道图在编印方式上多系共存，由手绘、版刻逐步向石印过渡，但彼此并无明确分期，仅是一种渐行的趋势。 就传统山水写意绘法而言，目前所见最早的手绘川江航道图是《巴东县长江图》。该图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编号史580159，但图中未注明绘者，系单幅纸本设色，图廓48.1cm×80.9cm，绘制年代不详。有学者将绘图年代定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后，[4]然此说过于笼统，从图中所表现的人文景观看，大致可判定其绘制时段为道光十八年(1835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间。就图绘内容而言，该图采用中国传统山水写意法形象描绘了晚清川江巴东段水流、礁石、江滩等各类航道地物，并以贴红记注航道险滩的分布与急流水文情况，特别是图中多注明“报部险滩”字样，可知其绘制人员当为政府办事人员，目的在于提示行船安全。该图也是目前仅见的山水写意法绘制的单幅川江航道彩绘图，但其绘法原始，表现内容也限于一县之地，对航段内礁石险滩的位置标示既不详尽，亦不准确，故仅可作为手绘川江航道图的例证。 较为系统的川江航道图志肇始于《峡江救生船志》，最早为水师新副中营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后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版。①作者贺缙绅，号笏臣，后归宗罗姓，湖南平江县人，曾任湖北宜昌镇总兵。[5]光绪二年(1876年)，原山东巡抚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途见峡江覆舟溺水惨状，于次年捐白银10000两，以6000两给四川，4000两给湖北，创办救生船义举。时任湖北巡抚翁同爵委托程以辅会同贺缙绅，查明峡江沿岸险滩情形，并以此笔经费，“钉造大小红船十五只，连旧有红船四只，摆江二只，并入管理，共计二十一只，分驻沿江险滩，统归贺(罗)缙绅经理，随时督率救护。”[6]而贺氏亦忠于职守，不仅周历各滩，勘明水道，还进一步增设红船，随时布置，成效颇著。清代沈云骏《峡江救生船记》就载其“亲巡险要，就泊红船……每申令麾下士卒，谓行舟猝遇暴风，撞击巨石，必以救人为急，次及货物。敢有乘危匿货，诈伪索谢者，重惩无宥。”[7]可以说，正是贺缙绅的认真负责，川江救生船制度才得以进一步发展，而《峡江救生船志》的写作缘起也与其多年管理救生船的经历密切相关。 《峡江救生船志》正文2卷2册，附刻《行川必要》1册，《峡江图考》1册，共4册。白口，单鱼尾，版面29×17cm，封面左上方用楷体竖题“峡江救生船志”，扉页版心用篆书墨题“光绪丁丑仲秋水师副中营印刻”。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清代峡江救生船的制度源流、空间布局、管理方式、运营成效、红船形制等各方面内容，还运用山水写意手法绘制宜昌虎牙滩到万县狐滩段345公里的川江航道形状以及救生船、炮船设立的位置，详细记录沿途礁石分布与险滩地名，全面展示了峡江导航、救生与标险等行江概要，图文互证，甚为珍贵。所附《峡江图考》共68幅分图，刻绘精细，刊工峭劲，不仅为清季版刻之杰作，也是不可多得的三峡风景巨幅画卷。对此，英国人约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评价道：“在中国，扬子江救生船网是我遇到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官方机构，宜渝间水道沿途险滩都有救生船驻泊，并按现存方式分布。该体系的总部设在宜昌，并由一位贺姓将军指挥，其职责为维护川江航道安全，拯救江上濒于危险的船客。而贺将军在其精心编绘的图册《行川必要》中，不仅列举了上千处险滩，还为行船避免沉溺提供了详细的航行指南。”[8] 由于《行川必要》有志无图，仅为《峡江救生船志》附刻部分，故可推断约翰·立德所见图文兼具的航道图籍应为《峡江救生船志》，由此可见该书影响之大。换言之，《峡江救生船志》不仅是晚清难得的“三峡概貌图”，更是一部极具实用价值的“行船指南”和“川江航道救生图志”，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尽管《峡江救生船志》代表了晚清版刻川江航道图的最佳水平，但其图绘内容仍成片段，阅者仍无法尽窥川江全貌，书中亦多展示沿江救生船及炮船位置，对河道本身描绘则有失简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