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驻外公使是大多数国家派驻他国使馆的馆长，参赞则是仅次于公使的外交官职衔，主要负责协助公使工作，并在公使缺席时，代办使事。参赞既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外交官职位，也是公使的后备力量。晚清时期，中国向外派出常驻使团，其首长的正式称谓是“钦命出使大臣”，又称公使①。公使之下有参赞、领事、随员、翻译。其中以参赞地位最高，作用最大。 晚清驻外使团，有搜集情报、保护侨民、奉命交涉、购买器械、监督学生等诸多职责，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甚巨。外交人员的来源、选任、整体素质与其承担的职责及外交的效果息息相关。现已清楚的是，驻外公使通过保举的方式，由实力督抚及朝中大臣向皇帝推荐，形成“使才”名单，在公使替换时，由皇帝咨询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意见，从中圈选。由于推荐人的标准不一，因此公使人选参差不齐；又由于保举与圈选近乎临时遣将，故晚清公使并无溯之较远的培养和选拔机制。他们的获选，有的是因为好言“洋务”，有的是与派系相关，有的则是因贿而得②。晚清外交的诸多表现，多少与他们的素质有关。事实上，参赞作为公使的重要助手，在对外交涉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外交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交官职业化的趋势中，更成为公使的后备人选。本文即探究驻外参赞制度的由来，驻外参赞的来源、招募及其群体特点，分析他们对外交行政造成的影响，并进而探讨晚清驻外外交官群体演进的趋向。 一 驻外参赞的制度设计 在今天的国际通例中，参赞(Counselor)是外交官职务的一种，也是职业外交官的一种衔级，次于公使(衔)，高于秘书(衔)与随员(衔)，由后两者循级升迁而至③。汉语“驻外参赞”一词的形成，以及清人对其职责的认识，有过曲折经历。 在鸦片战争前后，英、法、美等国在与清朝官方进行文书往来时，一般自行将文书译成中文后递送。为自抬身份，公使之下的外交官常将自己的职务翻译成“副使”④，也有人冠以颇具新意的“使外郎”之名⑤。事实上，大使、公使并无副职，副使之名，仅存于清朝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模式中⑥。西方外交官自称“副使”、“使外郎”，是他们比附中国制度的自创。 在西方人无法为“Counselor”找到合适汉译的同时，清朝也在为如何称呼西方公使属下的外交官而困惑。咸丰十年(1860年)之前，当英、法、美外交官自署“副使”时，清朝官员在照会中袭用这一称呼。当年七月，怡亲王载垣等人在与英国公使所派的威妥玛、巴夏礼谈判之际，使用清朝体制中的“参赞大臣”之名称呼对方；九月，奕等人在与法国签订《北京条约》时，首先写一“据单”，称中法双方“各带本国参赞及翻译大员，在北京礼部会晤”⑦。此后，无论总理衙门还是英法人士，都习惯用中文的“参赞”或“参赞官”称呼仅次于公使一级的外交官。 光绪元年(1875年)，在交涉“马嘉理案”的过程中，英国提出由清朝派大臣赴英致歉。清朝选派郭嵩焘前往，并将筹备多年的派遣使团常驻国外的计划付诸实施，任命郭嵩焘为首任驻英公使。次年，在使团赴任前夕，总理衙门制定出使经费章程、出使章程各一种，确定驻外使团的人员构成、薪俸标准、遣使的程序及使团的运作规则。出使经费章程将使团人员分为公使、领事、参赞、翻译、随员、医官、武弁、供事、学生共9种，其中，参赞又分为头等、二等、三等，薪俸分别为每月银500、400、300两。头等、二等参赞的薪俸分别与总领事、领事相同，仅次于公使⑧。 而出使章程则规定了参赞及其他使团人员的选用规则：“出使各国大臣所带参赞、领事、翻译等员，应由该大臣酌定人数，开列姓名等项知照臣衙门查核，各该员亦随同出使大臣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应由接办大臣酌留，倘不能得力，亦即随时撤回。”⑨ 从上述章程可看出：第一，尽管从薪俸看，参赞与领事相当，但因领事分驻于华人聚集的重要城市，不在使馆之内，故参赞是使馆中仅次于公使的外交人员。第二，参赞的任用权掌握在公使手中，由公使自行开单请调，将结果知会总理衙门即可，且章程并未限制他们的出身和身份。第三，参赞的黜陟权掌握在公使手中，公使可选择留用前任参赞，也可以随时辞退自己任用的参赞。第四，如果参赞不被留任，则任期与公使相始终。第五，参赞在三年任满之时，可获得劳绩保奖。 如果将驻外使团的设计放在清朝政治制度的框架中，同时比照通行的职业外交官制度来观察，还可发现参赞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参赞与公使相同，皆属于临时(三年)差使，而不是附带品级的正式职位。这一制度设计看似平常，但对于驻外人员的实际影响却极大。由于为临时任命，本身并无品级，其上升与流动必须依赖原有的带有品级的本职来实现。例如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在获得出使任命前为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后逐级升任候补三四品京堂、太常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使⑩。因在美任差，故这些本职他多未到任。但问题在于，陈的上升，必须依赖于这些与他并无关系的职务。参赞的设计与公使类似，也属于差使、无品级。参赞要实现向上流动，必须依赖他们在国内的候补知县、知州或六部主事、员外郎之类的本职。这种设计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外交人员不愿意安于其位，不甘心长久地投身于外交界，他们最终的目的，旨在设法实现本职的上升。 “差使”的设计，完全来源于传统制度。对于驻外人员的选用，当时各国通行的方式，是由外交部从通过外交官考试的人员中，统一派遣(11)。清朝令使臣自行组建使团的做法，与此大相径庭，其形式同样源自传统。例如学政一类的差使就是由官员自行招募下属，组成幕僚团队。
